提起邓丽君，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有人形容：全球凡是讲华语的地方，都能听到邓丽君的歌声。很多专家认为，在流行歌坛上，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能超过她的艺术高度和流行广度。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随着内地改革开放的深入，邓丽君的歌声像旋风一般吹遍了神州，她的歌迷真是不少。然而，一生没能踏上故土的邓丽君有一段向往回大陆“寻根”的往事，鲜为人知。当年我在新华社香港分社担任文体部部长期间，曾与邓丽君有过接触，并为促成她实现回内地“寻根”的愿望做过一些工作。在和她接触中，她曾不止一次谈起自己的梦想：回内地看看，在北京、上海、广州几个大城市举办个人演唱会，同内地歌迷见见面，在苏州买套房子，将来好在内地过舒适、安闲的生活。遗憾的是，她的梦想因受到当时台湾最高当局的“劝阻”，一直未能实现。

　　今年正逢邓丽君诞辰六十周年，回忆往事，历历如昨。我追记成文，作为对这位享有盛誉、怀乡思亲的天籁歌后的纪念。

首次听邓丽君演唱

　　1985年春，我应邀出席香港无线电视台的台庆联欢晚会，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邓丽君在舞台上演唱。

　　当晚港台歌星云集一堂，各显丰姿。蜚声海内外的邓丽君当年是无线电视台的签约歌星和“歌唱节目”主持人，因为有不少老朋友和预先相邀的邓丽君歌迷会会员们的鼎力捧场，晚会气氛十分热烈。邓丽君演唱的歌曲大部分是香港人爱听的国语歌和粤语歌，如《千言万语》《小城故事》《风从哪里来》等。

　　联欢会结束，我正巧遇到几位香港文艺界的朋友，其中有的是和邓丽君合作过的歌星和作曲家，有的是邓丽君的忠实粉丝，还有专程从美国赶来观看邓丽君演唱的华侨。大家交口称赞邓丽君的精彩演唱。我以前只是在收音机里听过她的演唱，在报刊上读过介绍她的文章，但百闻不如一见，亲耳聆听她的演唱，更使人觉得她确是天资甚高、歌坛难得的一位巨星。她歌路广，什么国语歌、粤语歌，包括民间戏曲、小调和唐诗宋词，还有英语歌、日语歌都会唱。而我最喜欢她用唐诗宋词谱写的古典歌曲，如李煜的“独上西楼”，苏轼的“但愿人长久”，范仲淹的“芳草无情”，辛弃疾的“欲说还休”等。民族传统唱法更显她独特的演唱风格。

　　她台风正、扮相美，在舞台上有时穿旗袍，有时穿乡村姑娘的短衫，有时穿学生装，朴素大方，很有青春气息。最难得的是她的好嗓子，唱词吐字清楚，感情纯真、缠绵，同一首歌由她唱出来的，就是不一样，有韵有味，委婉细腻。

　　在交谈中，有位华侨的话引起我的注意，他说内地的改革开放，在海外的广大游子中，形成了一股强烈的“寻根”热，邓丽君也是其中一个。她的祖籍在内地，很想回老家看看。同时她也知道内地有不少她的歌迷，如果有演唱的机会，同歌迷们见见面，那就更好了。

　　当时在香港这个特殊环境下，开展海峡两岸的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有很多有利条件。听到邓丽君有回内地“寻根”的愿望后，我产生了促成她早日实现回内地开演唱会的想法。

沙田马场再见邓丽君

　　1986年秋季的一天下午，惠风和畅，晚霞渐染。我同新华分社副社长陈伯坚同志和他的夫人、资深编辑胡修亚大姐，应香港朋友吴多泰先生及夫人朱莲芬女士（他们两位都是全国政协委员，朱莲芬女士还是香港作家协会会长）的邀请，到沙田马场看赛马。我们乘车沿着海堤绕过狮子山脚下，直向马场驶去。吴先生和朱大姐在门口迎接我们，吴先生说：赛马是我们香港人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你们几位来香港有多年了，平时难得有机会看赛马，今天请你们来一块儿玩玩儿。邓小平先生不是说香港回归后马照跑、舞照跳嘛。我们表示只看看就行了。朱女士说：光是看不行，不下赌注就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赛马。大家哈哈大笑。

　　离开赛还有一段时间，朱莲芬向旁边的大厅走去，不一会儿工夫她便回来了，对我说：“今天真巧，邓丽君也来了，你是负责文化工作的，要不要同她认识一下？”因当时台湾对内地奉行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仍处于对立状态，所以我说：“只要她不介意，当然可以。”我们走进大厅时，只见邓丽君同几个年轻人在聊天说笑。朱女士把邓丽君叫了过来，只和她说了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韩先生，你们聊聊。”便走开了。邓丽君的着装打扮让我很意外，她身着牛仔服，还有些褪色。不施粉黛，俏丽大方，充满活力。不知什么原因，她随意地向我问道：“你是从台北来的吗？”我有些诧异，难道朱女士没有向她介绍我的身份？我便直截了当地对她说：“不，我是从北京来的，我叫韩力，今天在这里认识邓小姐很高兴。”并递给她一张名片。她看后愣了一下，有点不好意思。为了缓和气氛，我接着问：“听说你想回内地去看看，是真的吗？”她很坦然地回答：“内地是我的老家，我早就盼望回去看看，如有可能我还想举办个人演唱会，同我的歌迷们见见面，感谢他们对我的支持和关怀。只是不知道怎么去法？”邓丽君好像还有话要说，这时开赛的铃声响起，我只好向她表示：“你的想法很好，赛马开始了，以后我们还有机会见面，那时再详谈。”我们便匆匆告别了。

请邓丽君看电影

　　我把在沙田马场与邓丽君谈话的情况向分社领导汇报之后，经分社研究，决定由我和我部文艺处彭燕燕同志进一步同邓丽君接触。

　　一天下午，我们在南方电影发行公司（专门向港澳地区和东南亚国家发行中国电影的公司）请邓丽君和她的秘书看电影。片子很多，我们拿出中国电影名录请她挑选，她一页一页地翻看，看得很仔细、认真，最后她选了两部反映上世纪30年代内地生活的电影：《骆驼祥子》和《雷雨》。在一间能容纳二三十人的小型放映室里，只有我们四个人看，谈话也很方便。我们准备了一些茶点，两部电影足足看了一个下午。

　　邓丽君看得很入神，但情绪似乎有些凝重。看完之后，她感慨地说：“我很喜欢这两部电影，作为一个台湾艺人，可以说是当头一棒。”我当时对她说的“当头一棒”不太理解。接着她又说：“我原以为内地的电影都是搞宣传的，没有想到会拍出这样好的艺术片，有些镜头使我感动得要掉下眼泪。”

　　听完这番话，我才明白了她所说的“当头一棒”的意思。我相信她说的不是客气话。我在工作中曾接触过一些台湾文艺界人士，他们对内地的感受和邓丽君有些类似。

　　到吃晚饭的时候了。我们请邓丽君在她下榻的利园酒店吃饭。我问她喜欢中餐还是西餐，她说，西餐吃不惯，还是中餐好。上菜之后，邓丽君又说：“这么丰盛的菜，我简直吃不下去。刚刚在电影里看到虎妞和祥子，还有鲁大妈一家的遭遇和苦难生活，我心里很难受。现在要我吃这么好的东西，实在不忍心，这两三天内甚至连睡觉也会想这些故事。”她一脸凝重的神情更显她柔情善良的天性。我想这大概和她小时候家境贫寒和在所从事的艺术职业中遇到的甜酸苦辣有关吧。于是我们就把话题转到她回内地的问题上来。

　　我问她对回内地有什么具体想法，她说：听父母讲，老家河北大名县还有个姑母，从来没见过面，如能回去一定要去看看她老人家。谈到办个人演唱会，她说：听说内地有不少青年喜欢我的歌，如果有条件演唱，我当然很高兴。对于生活困难的人可以免费不收门票。至于演出的收入，我愿意捐献给内地的公共事业，包括修建公共厕所。此外，她和秘书还谈到一些演出方面的具体问题，如灯光、音响以及制作录音磁带和光盘等。我们表示，这些问题我们负责向内地有关单位反映，如有办演唱会的可能，承办单位会与邓小姐协商解决。

梦想受阻终身遗憾

　　随着接触的深入，分社领导决定，由我和彭燕燕前往北京向文化部汇报有关邓丽君回内地事宜。当时，文化部领导十分重视此事，认为邓丽君在港台和海外歌坛颇有影响，在内地也有很多歌迷，如她能回来看看，甚至在一定范围内举办演唱会是件好事，应争取她能成行。但是，由于台湾当局当时还没有解除对内地的戒严令和奉行“三不政策”，邓丽君能否回内地探亲并开演唱会，关键在台湾当局的态度。果然不出所料，邓丽君后来再没有和我们联系，此事便搁置下来。事后多年，我从香港《信报》的一篇文章中得知，当年，由于台湾最高当局出面“劝阻”，致使邓丽君的“寻根”梦未能实现。

　　1995年5月的一天，我从《参考消息》上看到邓丽君在泰国逝世的报道，顿时愕然。沉静片刻，许多往事浮现眼前。没有想到年仅42岁的邓丽君竟这样早就匆匆离开人间。近些年来，两岸关系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实现“三通”后，两岸的人员自由来往,经贸、文化交流日新月异。携手推动和平发展，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成为两岸更多同胞的共识。可以想见，邓丽君如果健在，她的梦想一定能和伟大的“中国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得以实现。可惜她生不逢时，英年早逝，竟成终身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