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医院

　　李亚鹏是嫣然医院的法定代表人和嫣然基金的发起人。周筱认为，通过嫣然医院花嫣然基金的钱，显然是一种关联交易，虽然关联交易并不一定都存在利益输送，但有嫌疑。

　　嫣然医院的设立过程颇为周折。李亚鹏最初是希望以嫣然基金的名义建立嫣然医院，但由于该基金只是红基会下设的专项基金，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所以无法成为医院的发起人。此后，李亚鹏又试图与红基会合作发起嫣然医院，但红基会出于运营难度、监管风险等考虑放弃了计划。最终，李亚鹏只能与其他几位发起人以自然人身份申请建立医院。

　　李亚鹏以嫣然基金为筹款平台，在2009年和2012年召开两次定向筹款晚宴，筹集5322万元，专项用于嫣然医院建设。筹建之初，北京市卫生局同意设置嫣然医院的批复对象为李亚鹏、汪永安、李斌、唐越四个自然人。周筱认为，"红十字拨付5322万元善款用于嫣然医院建设，但建成后却成了私立医院"。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培峰指出，这个局面主要是两个层面的制度缺陷造成。一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募基金会设立门槛太高，一些基金会只好以专项基金的名义，挂靠具有官方背景的基金会;第二是缺乏公益信托制度，"如果能够做成公益信托，由信托资金来处理，事情也能够解决"。

　　对于民非产权归属的普遍陌生则是造成误解的重要原因。华北电力大学人文学院社会企业研究中心主任朱晓红介绍，嫣然医院的性质为民非，意味着设立后，盈利不能用于分红、分配，即使医院破产，剩余资产也不能归个人所有，这是由非营利性质所决定的。也就是说，李亚鹏尽管是发起人，但他并不拥有医院产权。

　　刘培峰认为，有没有自我交易、高价交易等，是判断嫣然医院是否存在利益输送的关键。

　　按照嫣然医院网站公布的信息，该医院由李亚鹏、王菲和刘莉莉、胡岚及李滔、唐越、汪永安、李斌等八位创始人共同倡导发起。

　　在上述发起人中，汪永安为美容整形机构伊美尔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斌为伊美尔集团副董事长。伊美尔集团旗下的伊美尔整形医院曾是嫣然基金的定点合作医院。嫣然医院成立之后，李斌担任院长，伊美尔公共事业部的人员全部转成了该医院工作人员。

　　在医院筹建过程中，由汪永安和李斌实际控制的另一家公司——中恒健医疗有限公司(下称中恒健公司)成为筹备前置主体。按照规定，中国医疗机构执业登记程序为前置审批，即需要医院具备开业条件，卫生部门经过验收，发出前置许可，持有许可后才可去民政部门正式登记。因此，惯常做法是先通过一个机构进行前期筹备。

　　2010年和2011年，嫣然基金分别拨付两笔善款各900万元和700万元给中恒健公司，用于医院筹建工作。该公司目前已经注销。一位公益界人士告诉《财经》记者，由于中恒健公司不复存在，当初的1600万元善款是否确实用于筹建医院，难以查证。

　　但刘培峰认为，公司是否注销并不重要，只要嫣然医院的账户中确有前述两笔善款的收支记录就没有问题。

　　李亚鹏告诉《财经》记者，"汪永安和李斌从2006年嫣然基金成立开始，在救助医疗体系的构建上给予了重要支持，2010年筹建嫣然医院时，又出资300万元，成为共同发起人。"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由于李亚鹏并没有开办医院的经验，在筹建过程中的确依赖伊美尔，不过这并不能证明伊美尔通过嫣然医院牟利。当然在与李亚鹏和王菲合作的过程中，伊美尔也提升了品牌知名度。

　　信息公开的尺度

　　在周筱看来，唯一能够证明嫣然基金和嫣然医院"清白"的办法，就是公布详细的财务报表。

　　此前，周筱向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和卫生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希望获取嫣然医院的验资报告和实际出资来源，均遭拒绝。理由为"权利人不同意公开"，权利人即为嫣然医院。周筱表示，嫣然基金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下设项目，归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基金会管理处管辖，因此"已向民政部发出信息公开申请"。

　　涉及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以及可能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的，根据法律，不在政府信息公布的范围之内。刘培峰认为，民非的确有自己的商业秘密，比如一些独特的经营方法，或者捐赠人不愿意公开等。就此而言，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和卫生局的不公开决定确有依据。但在周筱看来，这些都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解决，比如只公布采购的内容和金额，不公布商家和捐赠人的名字等。

　　2月13日，周筱委托律师致函北京市民政局，敦促其纠正朝阳区民政局"未依法履行信息公开法定职责的行为"，依据来自2014年1月1日施行的《北京市促进慈善事业若干规定》第15条之规定，即捐赠财产的来源、种类、价值等皆为慈善组织应当主动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的信息。

　　李亚鹏则援引《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回应，该条例规定，民非应当向业务主管单位报告接受、使用捐赠、资助的有关情况，至于向社会公布则采取"适当方式"即可。他认为，嫣然医院并没有更多的信息公开义务。《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为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而《北京市促进慈善事业若干规定》属于地方性法规，在法律效力上，前者高于后者。

　　据刘培峰介绍，各类社会组织的公开义务不同。一般而言，公募基金会比非募公基金会的公开义务多，非公募又比民非多，然后是互益性组织，再次是私人利益组织。"公益性也不等于毫无保留地公开，还要看资金的来源、运行情况、合同约定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核心是权利和义务的均等性。"刘培峰说。

　　另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律学者也表示，在美国，信息公开是与免税资格相联系，如果要获得免税资格，就要公开一些必要的信息。如果一个慈善机构没有免税资格，就没必要公开，因为其没有动用公共资源。

　　相较而言，虽然中国的法律规定民非为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但实际几乎享受不到任何的税收优惠政策。上述法律学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民非可不必承担过多的公开义务。

　　但是，嫣然医院收入的主要来源为嫣然基金的捐助，刘培峰认为嫣然医院应当向嫣然基金详细说明资金使用情况，而嫣然基金和红基会负有信息公开的责任。

　　嫣然基金每年均有审计报告公布，但只有年度收支表，不包含资产负债表、业务活动表、现金流量表、财务报表附注等信息。而通过财务报表附注，可以了解关联交易信息。

　　红基会副理事长刘选国认为，虽然中国对非独立法人的专项基金的管理并没有相关法规，但从2006年开始，红基会主动对一些重要的专项基金进行年度审计和公示，并在官方网站二级页面上公开。2011年、2012年的红基会年检报告中，也对嫣然天使医院建设资金的两次拨付进行了公示。"但由于不是独立法人，所以专项基金没有资产负债表等内容。从审计的情况看，没发现有违反规定的问题。"

　　刘选国表示，对嫣然医院接受的5322万善款，红基会按照医院建设预算分批拨付，对这些拨款，此前红基会曾做过两次阶段性审计，结论是"无侵占、私分、挪用本单位的资产或者所接受的捐赠资助的行为"。按照计划，在2013年最后一笔善款拨付完成后，红基会将安排进行完整的专项审计。

　　然而，不论从政策倡导还是一些公益机构的自律角度而言，更全面的公开是趋势。2011年民政部发布的《公益慈善捐助信息公开指引》第十五条规定，公益慈善机构信息公开的内容包括：年度财务会计报告(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业务活动表、现金流量表、会计报表附注、财务情况说明书)、审计报告等。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下设的一个专项基金的负责人表示，该基金除接受审计外，其报表对每一笔收入和支出都进行了记录，这些信息都是可以公开的。感恩公益基金会发起人才让多吉也表示，该基金会只要超过50万的支出都要进行专项审计。

　　虽然红基会和李亚鹏均认为已满足了相关的信息公开要求，但并未平息质疑之声。对此，李亚鹏也表示："并不排除公开更多信息的可能性，但是我也呼吁，当我公布的时候给我一个绿色的环境。"

　　"在慈善公信力达到低谷的当下，慈善机构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重拾公众信任，这也是公益人要付出的代价"。才让多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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