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从上到下的丑事。”云南盐津县庙坝镇石笋村村支书毛富伟激动地说。

　　6月11日，澎湃新闻见到他时，他浑身散发着酒气，异常激动，带人在村道上强行拦下到当地采访的记者的车，甚至朝一名记者的下巴打了一拳。

　　毛富伟说的“丑事”，是该村有数十人涉嫌参与“盲井”式犯罪。

　　此前的6月6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巴彦淖尔市检察院于5月30日对“故意杀人伪造矿难骗取赔偿款”系列案的艾汪全、王付祥等74名被告人，依法向巴彦淖尔市中院提起公诉。检方指控，该团伙跨6省区杀害17人。

　　该案74名涉案嫌犯，大多数来自遥远的云南省盐津县，其中约40余人是石笋村人。

　　谈及该系列案件给县里带来的负面影响，盐津县县委宣传部一官员表示：“对于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感到脸上无光，很羞愧。”

图为主犯艾汪全家新修的二层楼房，一楼外贴着招财符。

石笋村许多村民依然居住在高山上，很多地方连石子公路也无法到达。

杨朝彬家的楼房。

张贴在村庄里的公开信

　　2003年上映的电影《盲井》展现了极端的人性之恶：两个游手好闲的人，诱骗他人到煤矿打工，伺机将其杀害伪造矿难，进而以家属身份索赔。

　　石笋村所在的盐津县，除了长久以来的贫困，外出人员在全国多地制造的“盲井”式杀人案，近年来尤令当地政府头疼。

　　“庙坝镇先后五六十人被抓，其中石笋村有40多人。”当地一位警方人士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盐津县最大的案件，案情非常复杂。

　　澎湃新闻从权威渠道获悉，上述系列案中，也包括公安部挂牌督办的“1·02”专案。

　　据新华社报道，2015年1月2日，云南昭通盐津人郭某鸿、艾某银、张某华、艾某银合伙在内蒙古一煤矿将一名工人杀害后逃匿，后被网上追逃。公安部挂牌督办此案，并将其命名为“1·02”专案。同年8月，上述四嫌犯先后落网。

　　在被外界关注之前，当地政府至少在2014年就已关注到当地的“盲井”式杀人犯罪。石笋村村委会门前张贴的一张公开信称：庙坝已先后多次发生此类案件，13人因此类犯罪落网，石笋、流场、红碧、民政等地此类犯罪尤为突出。

　　公开信还称，对此“非常重视，加大打击力度，通力彻查，严厉打击这种丧失人性的违法犯罪”。

　　该公开信落款日期是2014年7月19日，署名“庙坝镇人民政府”。

　　盐津县公安局一负责人透露，当地警方也是在近两年，接到外地警方协查要求后，才注意到盐津籍人员在外犯下“盲井”式案件。

一家族八人涉案被抓

　　澎湃新闻调查发现，在石笋村，一个家族有多个成员涉案的情况并非个案。该村木林社一杨氏家族有8人涉案，从2014年开始，警方陆续带走该家族成员，最早被带走的是杨尚康、杨尚贵和杨尚英三兄妹。

　　三兄妹的房子是盖在村道边的连排楼房，均为地上三层地下一层的吊脚楼。其中，原属杨尚英的房子在三年前以18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另一个亲戚。杨尚康曾在家开小卖部、麻将馆，他家屋内至今还留有两张麻将桌。

　　有知情村民称，杨尚康伙同他人在外地作案后，拿着他儿子杨禄龙的身份证，称死者是自己的儿子，还把杨禄龙的户口注销了。杨禄龙得知后，火冒三丈，参与作案的几个人分了一万元给他。

　　据杨禄龙的妻子介绍，他们两人2014年12月在浙江嘉兴结识，杨禄龙当时在工地上开塔吊。认识一个月后，两人就一起去了东莞，她在一家工厂打工，杨禄龙则一直在外找工作。2015年8月的一天，杨禄龙突然失踪。过了几天，派出所通知她说杨禄龙被刑拘了。

　　杨禄龙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关了一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规定他必须随叫随到。他妻子称，至今，杨禄龙已应警方要求5次前往内蒙古配合调查。

　　5月29日，杨禄龙又接到了警方电话，带走了家里唯一的手机和3000多元现金，与几个同村人去了内蒙古巴彦淖尔。

　　杨禄龙取保期间，妻子多次问他因何被抓，但杨禄龙死活不说。

　　杨尚康的弟弟杨尚贵和妻子龚兴平涉嫌“盲井”案先后被带走，留下4个还在上学的孩子，其中最大的14岁，最小的8岁。学校管早饭和午饭，但放学回家后，几个孩子只能自己做饭洗衣。

　　二女儿杨丽（化名）只知道父母在外面做建筑、盖房子，外出一个半个月就回家了，呆一段时间再走，“那份活儿的工资很贵”。她记得，2014年2月，爸爸杨尚贵从外地回来的第二天，在去街上买肥料的路上被抓了。同一天被抓的，还有她大伯杨尚康和小姑妈杨尚英，他们曾一同外出打工。

　　杨丽说，自那之后，其母龚兴平再未出远门，在邻近的村子里打工。今年5月13日，来了5个警察，把龚兴平带走了。匆忙之下，龚兴平只给孩子们留下100多元现金。一同被带走的，还有杨丽的四姑妈杨尚慧。

　　澎湃新闻注意到，杨尚贵家的厨房里放着粽叶和糯米。但杨丽说他们不会包粽子，就一直放着。杨丽记得，2011年之前，家里住着只有两间房的平房。后来，家里盖起了三层高的楼房，吃住也比以前好了很多。

　　另外，据木林社一村民介绍，杨尚英的前夫代吉容、代吉容的妹妹代吉中也被警方带走。

　　“怎么就跟做传销一样。”石笋村一村民谈及此事时如此感慨。

　　这位村民一口气向澎湃新闻说出10个已被警方抓走的村民名字。但他称不知道这些人具体犯了什么事，只是隐隐听说和“盲井”案有关。

　　这位村民还说，案发之前，有一些人也曾让他们觉得奇怪：“是不是来路不正，怎么突然就有钱了呢？”

丈夫身份被“借给”死者，妻子冒充亲属

　　在盐津县柿凤路旁，一条蜿蜒泥泞的石子路通往石笋村打鱼坝社。步行40分钟到达半山腰，可见两栋连着的二层小洋楼。其中一栋房子的主人杨朝彬，曾卷入一起“盲井”杀人案。

　　据山东媒体《沂蒙晚报》报道，2014年6月，云南人“杨朝彬”、王云友、王云元、李洪彬4人应聘到山东兰陵某铁矿。同年6月15日，“杨朝彬”在井下遇难。后经警方查明，这是一起“盲井”式杀人骗赔案。

　　警方查明，被害人“杨朝彬”的身份系转借，而真实的杨朝彬的妻子艾泽萍、堂兄杨朝婷，艾泽萍的堂哥艾泽伟、侄子艾汪全，则在“事故”发生后，冒充被害人家属向矿主索赔。该案艾泽萍等7名嫌疑人先后被抓。

　　2016年6月11日，澎湃新闻联系上真实的杨朝彬，他现在在北京一家电网公司打工，主要架设搭高压电线的铁塔。

　　他说，家里的经济一直都不是很宽裕，楼房是2009年前后盖的，总共花了20多万元，欠了不少账，至今还有几万元的欠账没还清。

　　杨朝彬承认，2014年8月他曾被山东警方带走调查，拘押了40天，主要调查他是否参与上述王云友等涉嫌杀人一案，后来他被释放。但对于他的身份证被王云友等人拿去，用于顶替被在矿上杀掉的受害者骗取赔偿，他称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对妻子艾泽萍如何参与上述案件也不愿过多提及。

　　杨朝彬73岁的老母亲告诉澎湃新闻， 2014年7月，突然两天没见儿媳妇艾泽萍，家里养的猪也没人喂，她打艾泽萍的电话，却是一个男的接的，说她打错了。

　　杨朝彬和艾泽萍有三个孩子，二女儿杨婷（化名）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母亲艾泽萍离家的时候，她们兄妹都在学校。现在放学回家，由奶奶照顾她们的生活，父亲杨朝彬在北京打工，每月按时给她和哥哥寄来800元的生活费，只有过年才回来。

　　杨婷兄妹年纪不大，但对农活已经很娴熟。杨婷说，以前这些活都是母亲带着她们干，现在只能奶奶带着她们做了，但奶奶年纪大了，更多的体力活得她们兄妹来完成。而以前，兄妹三个更多是协助母亲，不用干这么繁重的体力活。她不知道母亲怎么了，“很想她”，但又不知道怎么办。

“人多地少困难大”

　　公开资料显示，有“峡谷岩城”之称的盐津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境内99.92%为山地，山势陡峭、沟壑纵横，喀斯特地貌特征明显。庙坝镇山大沟深，自然环境尤其艰苦。

　　石笋村一名村干部向澎湃新闻介绍，该村由32个村民小组（社）组成，有5000多人口，人均土地一亩左右，村民人均年收入1000多元。除了外出打工，这里的人主要靠在山地梯田上种植玉米和水稻为生。由于道路田地曲折狭小，机械作业困难，种田犁地基本靠人力和畜力。

　　村道旁的一处基本农田公示牌显示，石笋村有基本农田11672.4亩，以此数据计算，该村人均土地面积应在两亩左右。但上述村干部表示，地里打的粮食只够填饱肚子，没人愿意种田，很多田地都撂荒了，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在建筑工地和矿山干活。

　　公开信息显示，石笋村有1000多户人家。而村委会外张贴的贫困户“挂星摘帽”行动公示栏上，列明全村有518户贫困户。但澎湃新闻在石笋村走访时发现，这个位于深山中的贫困村，许多人家都盖有两层或三层的楼房，砖木结构的平房占比并不大。

　　石笋村木林社一位村民表示，盖一栋像样的房子是村民们最大的心愿，而一栋两三层的楼房，造价基本在二三十万元，不少人举债建房。另外一个负担是养育子女的问题，一家三四个孩子的情况在这里很常见。在村道边的一处屋墙上，刷着标语：“人多地少困难大，少生孩子是办法”。

　　自然环境艰苦，山坡上的梯田难以供养人口众多的家庭。从2000年左右开始，石笋村的村民开始去山西、河北等地的煤矿打工。曾经在山西煤矿打工的打鱼坝社一名村民介绍，在矿井下采煤，最开始一月能挣千八百块钱，煤炭行情好的那几年，一月工资五六千，甚至过万元，“但很辛苦也很危险，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

　　除了村民的讲述，能将这个村子和几千里之外的北方煤矿联系起来的，还有一处坟墓。墓碑显示，这个名叫杨仕强的村民，2006年9月17日在山西煤窑不幸遇难，遇难时年仅23岁，身后留有一对儿女。

　　上述村委会门口贴的公开信称，一些人通过观看电影《盲井》找到“发家致富路”。一名曾在当地煤矿做矿长的村民称，听说过《盲井》这部电影，但他也未看过。他所了解的剧情，还是来自镇政府贴出的公开信。

　　据盐津县县委宣传部官员介绍，盐津是国家级贫困县，庙坝镇一带虽然也很贫困，但总体经济水平位于该县中游。

　　“目前工作还是打击犯罪，对于长效预防机制的建立，相关部门人员肯定有想法，而且想法实施了肯定能有成效。”盐津市公安局一名负责人认为，之所以出现“盲井”事件，原因比较复杂，不光是因为贫困，还有懒惰、想不劳而获等因素。

　　盐津县县委宣传部一官员对澎湃新闻表示：“对于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感到脸上无光，很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