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来了

　　哒哒哒，哒哒哒哒，电砖刺耳的声音从隔壁房间里传来。“老师，他们在干吗!”一群孩子聚拢在孙倩身边，惊慌喊叫。孙倩知道，这是装摄像头的来了。今天一早她看到一群陌生人进了幼儿园，“在那比划着，这要安一个，那也要装。”

　　沿着北京的中轴线一直向南，穿过大红门，在和义南站下车，经过喧杂的街市、逼仄的小巷，一座三层小楼出现在尽头。紧闭的铁门边挂着一副银白色牌匾，金贝德，这是孙倩工作的地方。学校门前矗立着红砖烟囱，上世纪建造的五层小楼围绕其间。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数据显示，1978年北京市共有幼儿园5074所，多为机关单位、工厂等办理的幼儿园，以满足内部需求为主。到2016年，数量消减为1570所，民办幼儿园占据半壁江山。孙倩工作的金贝德，就是一家民办幼儿园，收费不高，每人每月2000元左右，学生主要是附近社区的孩子。

　　本科毕业后孙倩在这家幼儿园工作快4年了，平日也算舒心，但近来正筹划着换工作。这种徘徊很多次出现在她的生活中，但这次略有不同。

　　“不受尊重?怎么感觉到的，有人当你面说了?”

　　“不用别人说，你抬头看看满屋的摄像头就知道了，”她笑了笑。

　　其实，3年多前孙倩刚来的时候，这家幼儿园就有摄像头，只是数量不多，孙倩也没在意。但这次动静颇大的安装提醒了她，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在一个布满摄像头的地方工作。

　　“一抬头到处都是摄像头，你明白那种感觉吧?就像你在写稿子，突然装了个摄像头对着你，高清的，写什么字看的一清二楚。”

　　红黄蓝事件过后，“摄像头浪潮”已经向幼儿园扑来。大量幼儿园增设摄像头，楼道、操场、教室、厨房、活动室、睡眠室、盥洗室全部受到监控。夜视摄像头、人工监控室相继出现，部分幼儿园监控实现了与警方联网。

　　信任正变得稀缺。

　　午饭时间到了，一位小朋友突然把米饭洒在桌子上，窜到了桌子下面玩。站到旁边的孙倩上前一步，但走到半路，她停了停。“那桌子很矮，我钻不进去，只能趴下把手伸进去拉。当时想，这个动作在摄像头的角度看，是不是会误解。”

　　这种奇妙时刻已经在更多幼儿园发生。正在一所“标杆性”公立幼儿园实习的首师大研究生李蓓，被教导如何在镜头下工作。“如果摸小孩子的头，你不能直接伸手，那样在镜头里看起来会像是在打他。你要这样，慢慢摸。” 李蓓缓慢的将右手转了一个大圈，最后慢慢落到眼前的杯子上，“就像这样。” 眼前的动作看起来像是被放慢的舞台剧，标准、无瑕疵，但缺少温度。

　　这影响有时也会荡漾到更大范围。11月的一个午后，幼儿老师葛兰在魏公村附近变更手机号码时，“对方问我什么职业，我说幼师，她就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一眼，当时就觉得好受伤。”返程的路上，葛兰一直在回想这个场景。

　　资本的味道

　　"知道我做幼儿园老师，他们很惊讶，觉得这个人脑子进水了吗，” 推杯换盏的聚会上，被“曝光”了身份的叶津闻常常成为焦点，众人眼中，她似乎开始“不务正业”。

　　诧异的目光透漏出心照不宣的“规则”，留美硕士、哈佛毕业的叶津闻应该从事一份体面的职业，比如投行、咨询。这道理叶津闻早已熟知，“你要是挣的多，人家就会对你特别好。”当她挎着一款名牌包走进商场，她觉得大家“对我特别好”，而当包包变成人字拖时，她也可以感到“她们都斜眼看我”。

　　这是市场的力量，现在它进了幼儿园。

　　一天早上，刚到幼儿园上班的葛兰被要求去门口“迎宾”。一位家长带孩子进门，让葛兰过来接书包，顺便把其他人的书包也提着，“特别冷漠，像保姆的感觉”。

　　“家长认为我给了你足够的钱，你就应该给我服务。”葛兰敏锐的感知背后是幼儿园的商业化。《2016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共有幼儿园23.98万所，其中，民办幼儿园就有15.42万所，比上年增加7827所，占据主导地位。

　　在部分幼儿园被抛向市场后，它们得到资本的青睐，也沾染了资本的味道。家长和幼儿老师之间，消费与被消费的关系开始凸显，彼此的情绪变得敏感。

　　入园不久，葛兰被叫去谈话，原因是她被消费者“投诉”了。

　　在这家位于海淀区的高端幼儿园，老师被要求每天拍摄一百张照片发送到微信群里，以便家长随时了解到孩子的状况。被投诉，是因为一位家长认为照片中自己孩子的镜头少了，觉得老师不够关注自己孩子。

　　此后，葛兰在上传照片之前需要算好每个孩子该有几张照片，不能少不能多，以免再被其他消费者 “投诉”。

　　天阳底下无新事，幼师的尴尬此前已在医生、律师等职业上出现。幼师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如《共产党宣言》所说;资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