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间,一个县客运办主任悄无声息地伙同他人套取了国家成品油补贴款达百余万元。就在案发当年,为了防止丑闻败露,当地相关部门依旧指示公交企业继续造假套钱。这到底是补贴制度存漏洞还是"国家的钱不拿白不拿"潜规则在作怪?
如果不是网友在网络上发帖举报,这起发生在湖南省永州市道县套取国家百万余元成品油补贴款的腐败案件将鲜有人知。
道县客运办原主任刘春生,一个处在权力末端的小角色,却在短短3年间通过各种手段,伙同他人套取了国家百余万元成品油补贴款。
法治周末记者调查发现,这起腐败案件背后暗藏黑色利益链条。在刘春生“乾坤大挪移”般套取国家百万元油补款过程中,还有当地政府部门“大力协助”的痕迹。
“这种国家成品油补贴款被套取现象,并不止发生在道县,其他一些地方也时有发生。”知情人士透露。
原本严格的层层审核制度,缘何成了摆设?这到底是制度存漏洞还是“国家的钱不拿白不拿”地方潜规则在作怪?
从司机到客运办主任
今年40岁的刘春生,出生于湖南道县,初中文化。在商业系统工作不久,他便调到县城管局从事专职司机工作。
在给局长等人开了几年车后,2005年5月,刘春生当上了县城管局下属的客运办副主任(主持工作),主要负责整顿城市客运市场、收取公交线路出让金、对公交路线进行管理。从2006年开始,又增加了一项负责道县城市公交成品油补贴事宜的职能。
虽然官职不高,但还握有一些权力。因工作出色,2008年刘春生被正式任命为县客运办主任。
几年间,从普通司机到主管全县客运车辆的负责人,这样的好事在当地并不多见。外界盛传,刘春生的提拔与时任县城管局局长李少军的大力推荐分不开,因为刘春生曾给李少军开了几年车。
“他当时又不是给我一个人开车,是给大家开车。”对于外界盛传自己一手把刘春生从司机岗位提拔为客运办副主任的说法,李少军予以了否认。“他的提拔是通过局党委集体开会讨论通过的,我只是投了赞成票。”
不管是怎么被提拔起来的,成为主管全县客运的负责人之后,刘春生的人生轨迹开始有了全新转变。熟悉刘春生的人说,被提拔后,刘春生开始摆起了“官架子”。
“以前当司机的时候感觉还蛮好打交道,当了客运办主任后,他走路都是昂首阔步,对下面的人爱理不理,牛哄哄的。”道县一公交企业负责人如是说。
“客运办主任”虽然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股级干部,但初入仕途的刘春生却将手中仅有的权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至于3年间,他悄无声息地将国家上百万元的成品油补贴款套取出来肆意挥霍时,客运办其他人还在为单位发不出工资而发愁。
“如果不是案发,平时还真没看出来他这么有心计。”道县客运办一工作人员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刘春生这几年的“财路”正是来自国家每年对该县公交企业源源不断的成品油补贴款。
2009年5月,经市民举报,道县检察院介入调查。同年5月26日,刘春生因涉嫌玩忽职守罪被道县公安局刑事拘留,之后被执行逮捕。
曾经奋斗多年的年轻司机在担任客运办主任职务不足一年后,因贪财翻身落马。
虚报车辆数来套钱
“刘春生虽然年纪不大,但套钱手法却像个江湖老手。为了搞到油补款,他想了很多办法。”现年57岁的道县龙发公交公司原总经理郭亚荣说。
郭亚荣是后来被法院认定为与刘春生合伙套取油补款的涉案人员之一。他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自从2006年国家油补款到账后,刘春生便打起了油补款的主意。
道县检察院的起诉书显示,2007年,郭亚荣在成品油补贴过程中,将龙发公共汽车公司当年实际营运的20台车虚报为28台,将荣生公司实际营运的3台车虚报为6台,并将实际营运车辆中的15台中巴车以大巴车的标准上报给道县客运办后,身为道县成品油补偿款发放事宜的负责人刘春生便指示蒋艳(客运办副主任)按照郭亚荣上报的车辆及车辆类型等相关材料全额上报永州市公用事业局,并一起商量分赃事宜。当年共套取国家成品油补贴款达22万余元,其中蒋艳在分得11万余元后,便按照刘春生的指示将这笔钱存入到她私人账户。余下的11万元则被郭亚荣拿走。
2008年,国家再次加大对城市公交企业成品油补贴款的投入,在尝到了套取2007年度成品油补贴款的甜头后,刘春生再次打起了2008年度油补款的主意。之后,按照上次同样的操作手法,套取补贴款52万余元,其中,刘春生和蒋艳分得23万余元,存入了蒋艳个人账户。
郭亚荣透露,财政局下发的油补款本来只能由公交企业去领取,为了掌控虚报车辆换来的油补款,刘春生通过蒋艳要求涉案的两家公交企业在银行另外开设一个银行账户,并在开户银行预留了客运办公章的印鉴。油补款从财政局领出来后,必须存入该账户。
“这样一来,到银行取钱,必须要蒋艳拿着客运办的公章同时去银行才能将钱取出,我们自己无法单独将钱取出来。这个账户把油补款转出来后,就基本不用了。”郭亚荣对法治周末记者说,刘春生此举主要是防止公交企业拿到油补款后不分给他,所以才叫蒋艳在银行预留印鉴。
而同时被法院认定为涉案的道县金龙公交公司总经理何文顺也坦言,刘春生花招很多,老谋深算。
“以前他每次都是要我一个人去把钱取出来交给蒋艳,说知道的人多了不好。”何文顺对法治周末记者说,他每次把钱交给蒋艳时,都找了公司两个人作证明,以防止刘春生收钱后不认账。
“他每次都要求我们将钱从公司账户取出来后,先存入我个人账户,然后再取出来交给他们。这样取来转去,就是想把我也牵进来。”郭亚荣说。
案发后,刘春生还不忘向郭亚荣交代:“检察院讯问时,你一定要像刘胡兰一样扛住,就说钱是你们拿了,你们又不是公职人员,大不了把钱退了就会没事的。”
郭亚荣起初真的替刘春生“扛下来”了,直到一审被判处5年实刑后,才幡然醒悟,自己扛错了。
同时,想替刘春生扛事的何文顺在一审开庭前发现形势不对,他才赶紧翻供,以至道县检察院不得不紧急撤回起诉,重新补充侦查。
“我自己没有拿一分钱,所有的钱都交给了蒋艳和刘春生,我原以为事情不大。法院开庭前,又决定将我逮捕了,我才发现此事扛不住了。所以赶紧向检察院如实交待。”何文顺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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