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军的高级将领中，黄克诚素以耿直、敢说真话著称。漫漫长征路上，这个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长征先锋师”政委就因为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反对“肃反”扩大化而屡遭迫害，可谓“是是非非走长征”。

­　　然而，在黄克诚的回忆录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他对于战友们在长征中经历的种种磨难和考验的深情记述。追寻他的远征脚步，聆听他的长征故事，或许我们才会真正领会到为何很多红军将领在谈到长征时，都会称自己为“幸存者”。因为，那实在是一个为了理想重大牺牲的非凡选择，是一次向死而生、拥抱希望的特别出发。

­　　或许，在黄克诚的眼里，长征还有着别样的特殊意义——那是一座逝者的纪念碑，记录着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如何为了心中所求而无悔凋谢；那是一道传承的铁索桥，象征着一个个后继者不忘初心，坚守信仰，穿越绝境，走上新的长征。

­　　生生死死战未休。走过长征的红军将士的豪情宣言之后，我们期待听到“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坚定的回应！

­　　——编 者

­　　生生死死战未休

­　　——黄克诚回忆里的长征

­　　■萨 苏

­　　资料图片：非常遗憾，编者未能找到黄克诚大将在长征中的影像。这幅照片是1937年，黄克诚（三排右一）与李伯钊、邓小平、杨奇清、陆定一、罗荣桓在陕西三原县云阳镇的合影。经历过长征的磨难，这些年轻的红军干部们眼神愈加坚定。

­　　1、1934年12月1日黄昏，冬季的湘江如一条带子从广西界首的山脚下蜿蜒而下，却比往日多了一点异样——平时澄清的江水变成了红色，不时有人和马的尸体、各种辎重从上游被冲下来，滚滚而下。

­　　江边的山麓上，有一片已经千疮百孔的阵地。炮弹剖开地表，把苍翠的山峦变成了灰黑色，已经弹尽力竭的红军指战员仍在这里拼死坚守。而就在这片阵地上，战斗间歇中一场激烈的争论正在两名红军将领之间进行。这两名将领，便是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张宗逊和政委黄克诚。

­　　他们争论的焦点是——现在部队何去何从，要不要撤。

­　　张宗逊认为，上级的命令是固守此地，没有新的命令下来之前，我们必须在这里坚持下去。而黄克诚的见解是，我师任务为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12月1日下午，中央纵队从界首渡口完成了渡江，任务已经达成，因此不应该继续滞留此地，必须尽快撤离。

­　　周围敌情险恶，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人，张宗逊也嗅出了空气中危险的味道，甚至他感到，上级可能并非没有新的命令，而是由于战况险恶，通信人员未能抵达一线阵地。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军事顾问、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的那一套呆板的战术一向要求红军不惜代价，死打硬拼，给一线指挥官的自主权越来越小，稍有异议就会被扣上“右倾”“动摇”的帽子。所以，张宗逊对此时是否撤退难以下定决心。以他刚烈的性格，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能被扣上这样的帽子。

­　　在红军部队中，政委有最后的决定权。关键时刻，深知张宗逊性格的黄克诚摘下了自己那副深度近视镜，说道：“你迅速指挥部队撤离，去追赶主力，一切由我负全部责任。”黄克诚通过行使这一权力，把责任揽到了自己的身上，使第四师得以避免被歼灭的危险。不久，在龙胜县境内的两河口阻击战中，黄克诚再次行使这一权力，并让师政治部主任张爱萍带领一支部队先撤走，交替掩护师主力撤出战斗。

­　　事实证明这两次的决策十分果断正确，湘江战役中，在另一翼阵地上执行断后阻击任务的红三十四师因为后撤得稍缓，遭蒋军合围而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重伤而死。在两河口，白军两个主力师和一个主力旅已经如两把大钳子剪向红四师的两翼，却因其及时撤离而扑了个空。

­　　几十年后我们追寻湘江血战的痕迹，不禁被黄克诚敏锐的战场感觉所折服。同时，也会感到他当初下定决心时心中的痛切——他再也不愿失去一个搭档了。

­　　2、在此前的1年时间里，担任红四师政委的黄克诚已经换了3个搭档。

­　　第一个搭档是张锡龙。1933年12月，刚到第四师仅半个月的黄克诚参加了黎川以南的团村战役。此战红三军团歼灭敌军一个师，但却失去了师长张锡龙。黄克诚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和张锡龙来到阵地前沿察看地形，选择攻击地点。在我们侧面不到1000米的一座山头上，驻有一股敌人，但我们当时并没有发觉。我们两个人举着望远镜看地形，又是站在高处，过于暴露，被侧面山上的那股敌人发现了。敌人用机枪对准我们扫过来，一颗子弹正打中了张锡龙的头部，子弹从张锡龙的头部穿出之后，又打掉了我的眼镜。眼镜一掉，我就什么也看不清楚了。我赶忙蹲下身去摸眼镜，手刚触摸到眼镜，还没等拣起来，就听到张锡龙在一旁发出呼噜呼噜的声响。我拣起眼镜一看，已被子弹打坏，忙掏出身上的一副备用的眼镜戴上，定眼一看，张锡龙已牺牲了。”

­　　第二个搭档是师长洪超。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第四师担任红三军团的先头部队。黄克诚和洪超率第四师离开于都后，奉命向南疾进，在信丰一线苦斗陈济棠部，将其击溃，于10月21日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但洪超不幸于此役牺牲。

­　　张宗逊是黄克诚在第四师的第三个搭档。一年之内三易师长，充分说明了长征开始前后革命斗争的惨烈。

­　　3、黄克诚走过的长征路线，是长征最典型的路线，即从江西出发，渡过湘江到达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穿越彝族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而后翻越雪山，穿过草地，到达陕北与红十五军团在吴起镇会合。几乎长征中每一个重要的场景，他都曾经历。但是在其回忆录中，却很少有对这些大场面的回顾，而更多的是对一个个战友的追忆。

­　　就在红军大战娄山关之际，黄克诚的战友——第十二团政治委员钟赤兵和参谋长孔权身负重伤。两人都是腿部中弹，骨头被打断，因为伤势严重，只能截肢。然而，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医生认为不具备手术条件。按照规定，卫生部门决定将一批不能随军一起行动的重伤员就地寄养，其中便包括了钟赤兵和孔权。此时，四面皆敌，红军的伤员常常面临悲惨的命运，大家对他们的安全都很担心。

­　　钟赤兵性格刚烈，说什么也不肯留下来，谁劝要和谁拼命。黄克诚回忆，钟赤兵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硬是咬紧牙关锯掉了一条腿，而且因为感染，先后竟锯了3次。最终，战友们决定将他抬在担架上一起走。

­　　受了这样重的伤，钟赤兵却创造了奇迹。黄克诚看到，由于年轻且身体强壮，钟赤兵恢复得很快，不久竟然可以骑马，一条腿翻上翻下，跳跃自如，一直坚持长征到达陕北。1955年，钟赤兵被授予中将军衔。

­　　孔权因为伤势太重，被迫留下，和部队失去了联系。黄克诚等人都以为他牺牲了，没想到建国后却接到了这位老战士的来信。后来，当年的红军战将成了遵义纪念馆的第一任馆长，在那里陪伴着逝去的战友，向人们宣讲他们的事迹。

­　　其实，黄克诚自己也在长征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危难。

­　　1935年2月28日，国民党军对攻占遵义的红军发起猛攻，黄克诚率已经被缩编为红军第十团的红四师死守城郊制高点老鸦山，以2500余人的部队与周浑元、吴奇伟纵队苦战。激斗中，张宗逊再次负伤，参谋长钟伟剑战死，黄克诚亲自指挥一挺重机枪与敌死战。幸好，陈赓率领干部团及时赶到，配合红一军团包抄敌后，打垮了敌军。敌人被一直追到乌江边，被俘的就有3000多人。

­　　会理会议后，因敢提意见遭到误解的黄克诚调任侦察科长。黄克诚这个侦察科长，当得异常辛苦，经常遇到险情。有一次搞侦察时，高度近视的他竟然误入了敌人的机枪阵地，遭到敌军扫射，差一点被敌人打死。但后来，他却不经意地回忆说：“敌人好几挺机枪一齐冲我开火，居然都没有打中，我还是活着回来了。”

­　　4、长征是一段异常艰苦的征程，很多时候战友之间的一点相互支撑，会变得弥足珍贵，成为生命的支撑点。

­　　过草地的时候，部队断粮了，饥寒交迫的黄克诚发现前面有一个人拄着木棍，步履蹒跚。黄克诚赶上前去一看，原来是原红三军团后方留守处主任张平凯。张平凯告诉黄克诚，自己因为有病，掉队了。

­　　草地行军十分艰难，今天掉队，明天便意味着可能失去生命。黄克诚看到老战友的样子，马上派人找来卫生员给张平凯看病，并对他说：“今天已经这么晚了，你先在我这里住一晚上，明天再追赶队伍。”

­　　黄克诚此时也在挨饿，但他的干粮袋里还有一块珍藏很久一直舍不得吃的獾子肉。他把肉拿出来，加上点豆子，让人给张平凯煮了吃。张平凯很过意不去，因为他知道，在这松潘草地上根本搞不到粮食，没有谁能吃饱肚子。他对黄克诚说：“把你的粮食吃了，你该饿肚皮了。”黄克诚一边让人端给他吃，一边和他聊起来1932年两人并肩作战时的事情。不知不觉，两人仿佛忘记了饥饿，开始憧憬充满希望的明天。

­　　两个人和战友们相互扶持着，果然走出了那片吞噬了无数红军战士的险恶之地。黄克诚胜利走完了长征，并很快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

­　　黄克诚回忆长征到达陕北根据地的一幕，是在1935年10月19日。这一天，他们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

­　　看到陕北红军张贴的标语和苏维埃的布告时，黄克诚感到十分亲切、兴奋。然而，战斗一直进行到了最后一刻。就在吴起镇，敌一支骑兵跟踪而来，虽遭到红军迎头痛击，被击溃逃走，但第十团团长黄珍于此役牺牲。黄克诚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央红军主力历时一年，纵横十一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宣告胜利结束。此时中央红军主力只剩下六千多人。”

­　　这些珍贵的种子不断发展壮大，在十几年后，建立了新中国，这正是他们那些倒在长征途中的战友们心中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