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职业性别隔离体现了性别不平等吗?
童梅:我们说性别平等,并不是在任何领域都简单、机械地追求性别比例的均等。如果是因为男女两性生理上的特殊要求而形成的分工,如女性不适合从事高空、野外、水下、化工、矿井和重体力劳动等,这是正视和承认性别的生理差异,并非性别不平等。职业性别隔离不是指依据生理差异而形成的性别分工,而是指一些不涉及生产能力的职业性别排斥,因而是一种性别不平等。
具体来说,性别隔离的产生主要受文化的影响,父权制文化把声望、地位较高的职业给了男性。例如,我们现在对男护士、男幼儿教师的需求远远大于供给,但护理或幼师专业毕业的男性很多并不从事本专业,这并不是因为男性不适合从事这些职业,而是因为这些职业工资低、社会声望低,在传统文化中属于女性职业。一些研究表明,男性和女性的差异是被文化放大了的,实际上性别内部的差异远远大于性别之间的差异。
中国青年报:职业性别隔离现象是如何形成的?
童梅:从宏观角度来看,市场竞争机制对于性别不平等尤其是垂直隔离产生了很大影响。2014年我发表在《社会》上的一篇文章指出,市场的竞争机制放大了女性的生理弱势,强化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使女性在职业上升过程中受到更多阻碍,所以市场化的机制导致了职业性别垂直隔离的加重。相比较而言,体制内的女性得到更多政策保护;而体制外的雇主更多考虑经济效益,雇主会因为女性生育、照顾家庭影响劳动生产力,而将重要工作或有发展前景的工作交给男性,因此,女性更难晋升到更高等级。另外从受雇者的角度来说,女性也更希望找一个稳定的、能够顾家的职业,这与很多男性希望做有挑战性的职业是不同的。
从中观层面来说,家庭、学校和大众传媒是承担个体社会化的重要机构,这些机构通过强化性别角色分工,进而影响个体未来的职业期待和职业选择。例如,一些学者的调查研究发现,青少年认为母亲承担更多的家务很正常,因为母亲细致,父亲工作繁忙,甚至有的青少年认为做家务是母亲的兴趣和爱好,可见将男性定位于社会生活领域,将女性定位于家庭领域在青少年当中有很高的认同度,而这种关系模式也会通过子女模仿父母得到延续。我曾经以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版小学1~6年级共计12册语文教科书中的人物为研究对象,对男女两性扮演的角色类型进行统计分析,发现男性316人,占70%,女性134人,占30%,男女两性的比例为2.4∶1,同时,男性在小学语文课本中更多是以精英形象出现,而女性则更多扮演家庭角色或是家庭角色的延伸,如保姆、护士、售货员等。
微观方面,人们生活在各种社会关系中,这些社会关系像一张张网将每个人囊括进去。受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男女两性的社会网络在对象、类型和规模上存在较大差异,导致男女两性社会网络中流动的信息也不相同。男性的关系网络中充斥着“赚钱或升职”信息,而女性的关系网络中更多交流“家庭或亲情”信息。因此,男女两性这种性别分化的社会网络直接导致求职结果的性别分化,即女性往往会选择“女性化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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