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子衿在团队里主要负责“线上运营”。简言之就是更新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具体工作是从相应的求职网站上搬运招聘信息，或者将一些讲授求职技巧的讲座内容整理出来分享。“原创的东西很少。因为我的水平，没有办法教大家该怎么去找工作。”吴子衿此前的职场经历，也就只有在搜狐实习过而已。

　　吴子衿说，她感觉在一个创业的环境中，需要在没有人引领和鞭策的情况下，能够不断地自我加压、自我成长，但她发现自己不是这样的人。“我只能做好我会做的事情，我不知道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什么。李申作为CEO，和我同龄，他也没办法帮我发现我还能做什么。”

　　去年采访时，几位休学创业的大学生CEO们都告诉记者，他们并不掌握哪项具体的开发技术，自己在团队里偏重负责市场的营销和推广。而最终压倒他们的，是对市场的无知。去年的夏末秋初，尽管创投的热点已经开始转向，但大学生们并没能及时意识到，资本市场的热度会比气温降得还快还低。他们也不相信，自己的项目会因此受到影响。

　　梁优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说，他真的没想到，去年11月、12月，“我们会过得那么惨！”。为了给员工发工资，他几乎是“到处跪着求钱”。公司苟延残喘那两个月，董旭斌给员工开工资的钱也是借来的，却仍因为工资发晚了，被两个员工告上了法庭。“资金，是一个企业的命脉、持续下去的动力。可我当时的命脉，却把握在别人手里……”

　　这一年来，董旭斌的微信朋友圈，转发的几乎全都是创投信息。知名的投资人都被他冠之以极亲切的称号，如“老徐”“老罗”“蛮子”等，似乎二十多岁的董旭斌与他们早已熟悉到了称兄道弟的程度。一年后再次接受采访时，董旭斌也仍然是反复对记者说：自己跟这个那个投资人吃过饭。

　　不过，那回忆并不美好：酒过三巡，提到融资，脸红脖子粗的投资人甲，拍着董旭斌的肩膀说：“兄弟，你那笔钱就包在我身上了！这算多大事？”投资人乙则粗鲁地挥着手抢白道：“这个兄弟的钱我来投，你就不要掺和了！”董旭斌可没喝多，他把饭桌酒局上的话记在心里。几天后，他带着自己的商业计划书去找甲和乙，却被三言两语就打发走了。

　　董旭斌去年的公司办公室在中关村创业大街北口的昊海楼上。他说：“长期待在中关村创业大街上，对我或多或少有些影响。”因为各种原因汇聚到这条街上的创业者、投资人以及媒体记者，令他眼花缭乱。更何况去年春天，他眼瞅着一些“很简单”的创业项目，动辄融资四五百万。也确实有过几次投资人到他这里上门拜访的经历。“我整个人就自信心爆棚，有点飘了。”

权当试错

　　休学创业这一年，祖力亚尔说他最主要的收获就是发现：“现在还不是我出来创业的时候，现阶段的我最需要的是为长远发展做更多的积淀。”

　　再聊起去年在北京创的业、吹的牛，董旭斌坦陈：“怎么说呢，还是有虚荣心。每个人都在做互联网嘛，我觉得我一个大学生，要是做个农业什么的，就会显得特别low。”再加上去年氛围的烘托，董旭斌说他老想做特别宏大的东西，“比如重塑一个行业，再做一个淘宝、京东。”但是真正落实起来，他发现“无论资金还是能力，都远远匹配不上。”

　　现在，董旭斌基本放弃了学业，也已经离开北京，回到了家乡宁夏。他还在创业，但产品已经变成了开发家乡的特产——土豆。在他最熟悉的地方，深度加工他最熟悉的味道。他说国家对创业的政策支持还是很强的，他仍想利用好。

　　王赫去年也有着类似宏大的想法，比如希望通过自己建设的那个互动电影创作平台，改变整个行业的制播方式。但他发现，经过这一年，真正被改变的却是自己。“我感觉成长了很多，心沉下来了，稳了。”休学创业这一年，是王赫重新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他发现了自己的天花板在哪里。“而只有更懂自己，更懂人性，才能带好团队，才能对大家的成长负责。”

　　虽然平台关闭了，但是他不甘心。春天开始，他又把公司拾起来，改换方式，拍微电影。他一直牢记马云说过的话：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我特别不想让自己的创业昙花一现，它应该是一个马拉松，我们要坚持下去。”去年采访王赫时，他的公司在清华科技园，没过多久就搬到了昌平，现在则是在高碑店。他与高碑店的房东签了8年的租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