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第一次来北京是在2010年的正月十六。待业中的农村女青年唐果气咻咻地离家出走了，伙同几个同学，从山东济宁一火车坐到北京，只揣了读书时卖资料攒下的两千块。

　　首都没有电视上演得好，天不那么蓝，公交地铁挤得慌。偶尔路边还躺着缺胳膊少腿的叫花子。几个男生起哄说苏宁在招聘，职业规划圆满，前途无量，于是她去了大兴区的苏宁电器，卖电视，朝九晚十，月薪1500元。

　　租的房子老远，在丰台区西局村里一条望不到尽头的小街，隔壁是夜夜泊满豪车的东方威尼斯大酒店。房间比棺材强点儿，只一张床，没厕所，洗澡得去村里，7元一洗。周边乱糟糟，在木樨园公交站等车，站牌被“广东少妇求子”类的小广告贴了个遍。老家房子倒是阔气，大院里有花有草，四五年前还有了空调电脑，但唐果再也不想回去了，“啥也比不上自由”。

　　那时候这个城市“看上去很美”，但如今真拿自己当北京人要求了，先得学着跟北京人一样添“堵”。要么“堵”在路上，要么“挤”在地铁公交里，挤得元神出窍，佛祖现世。

　　经过一系列可行性分析，唐果决定找个北京人嫁了。实在不行，找个男朋友，至少能做个饭，搭个伙，顺便提高安保系数。筹码：23岁，一米七的个头，大专学历。有人给她介绍一大兴男。大兴过去是北京郊县，这些年随着摊大饼的城市化进程列入市区，大兴农民成了北京市民，因拆迁而生的千万富翁俯拾皆是。见了一回面，这事儿就吹了，倒不是因为别的——她受不了那人的傲慢劲儿。

　　用了windows7的系统，就用不惯windows98的了

　　来了，又为什么要走？或者，走了，又为什么要回来？

　　张一轩1988年生，中国传媒大学本科生。毕业去向班里约是三三开：除了签约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的极个别，1/3考研，1/3回老家，剩下的混在北京，挣三千多的月薪。张一轩属于最后那类，在CBD一家传媒公司上班，每个月一半的钱转给银行房贷，其他一切从简，每天麦当劳肯德基(这是他所能找到的CBD最低廉的快餐)，直把自己吃恶心了。

　　他有点像《蜗居》里的小贝，高大帅气，有白色癖。原本他和一个北京姑娘谈恋爱，一心要奋斗，扎根北京。直到某天，经济规律无情地左右了他的个人命运——姑娘跟一个留学生好上了，人家送她LV的包和Gucci的手链。吹了。

　　吃恶心了麦当劳肯德基，显然不是张一轩“逃离北上广”的全部原因。——工作老是加班。最抓狂的一次，为了写一个明星剧组如何不畏发烧拉肚子坚守片场的宣传稿，他熬了一个白天加半个通宵，第二天他把第八稿交上去，挑剔的上级瞥了一眼说，还是用第二稿吧。

　　他决定听爸妈的话，回家当公务员。而在一千多公里的温暖故乡，父母把一切都准备妥帖了。

　　新工作性价比很高，月薪三千，他一个人占了会议室那么大的办公室，工作内容基本是偶尔发发传真和每天陪领导吃饭。多数时间坐着玩电脑，下班跟爹妈吃饭、看电视、睡觉。日子懒洋洋的。很快，怀着专栏作家梦的张一轩发现了一个糟糕的信号，他写不出东西了。

　　一天上班，领导说，走，查烟。张一轩很好奇，学着领导，把“烟草稽查”的袖章一个个往身上戴，一脸严肃地列队出门。所谓查烟，就是查云烟、湘烟，发现一条罚一千。当地的烟商看样子也不缺钱，人民币一摞一摞地拿出来，毕恭毕敬。一天下来，少说几万到手，报纸一包就扔公车上。

　　这笔罚款在财政体系运作之外。不用入账，拿了钱，哪里贵就往哪里去“烧钱”。查禁的烟呢，领导对张一轩说，拿回去给你爸抽。那一天，张一轩“觉得自己特像个狗腿子”。

　　第二次查烟以后，张一轩说什么也不去上班了。

　　别人看来，北京的这些年里，外省青年们学会了大城市的傲慢；而在他们眼里，也许是小城市变得更加世故了。他们和北京出租车大叔聊人民币升值、突尼斯的城管和利比亚独裁者，那时候他们觉得地球是平的，先天之忧了。回到小城市，年轻人们忙着老去，城市忙着建新城，忙着变“堵”，忙着让房价跟一线城市看齐。

　　张一轩的师兄刘沛，因为姥姥身体不好，在北京呆了七八年后，回老家成都。爸妈都是下岗工人，给不了什么便利，他找回老本行，就职成都某家电视台。结果，他名牌大学的学历和流利的英文，都成了负累，同事看不惯他高调，背地里说：北广毕业的又咋样，还不是跟初中生一样在扛摄影机。地方电视台禁忌多多，连2009年那起成都公交车自燃事件也被禁止报道。倒是各种婆媳矛盾、老婆和小三掐架的节目，收视率居高不下。

　　身边人踊跃买房买车，这是成功人士的象征，哪怕最便宜的QQ车，也得先补缺再说。有时他们抱怨，唉，又堵车了，话语里带几分家乡经济蒸蒸日上、迈入“堵城”的自豪感。刘沛骑自行车上班，别人纳闷：你咋不买车呢？逍遥惯了的刘沛说：骑车15分钟就到，买车干嘛？

　　“装了windows7的系统，就用不惯windows98的了。”刘沛很是水土不服。

　　为了增强归属感，有人给他介绍了一桩亲事，对象是某税务局局长的女儿。媒婆激励他：娶了这姑娘，你的人生少奋斗二十年！刘沛许多女性朋友便如是，回老家找个科级以上中青年干部结婚，从此安下心来。刘沛鼓着勇气出门了，结果实在没看上。

　　咸鱼一般的生活在成都维持了一年。生活高度同质化模式化，出门跑现场，看来看去都是那几个人；总是去九眼桥的苏荷泡吧，每次都坐同一张桌子，隔壁桌的也都是同样的面孔；到了后半年，刘沛脑子都有点钝了，每天上班就止不住地想，晚上吃什么玩什么。

　　一个问题总横在脑子里，在北上广，被挤得像沙丁鱼，还是在老家当死咸鱼呢？

　　坚持了近两年后，唐果决定放弃北京。每个月到手一千四，中午有盒饭，晚饭是几串麻辣烫加方便面，三块钱搞定。发工资那几天，才去吃一顿呷哺呷哺。这样的开销，勉强维持基本的温饱。买大件就算了，像笔记本电脑花了3799块，还是她妈瞒着家里人给她汇的。家里倒是不差钱，唐果她爸种西瓜，搞沙场，每年能挣个五六万。

　　电话那头，消了气的爹娘开始天天召唤：回来吧，考个老师，起码是个铁饭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