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需要工友的“教育”
2011年新光平民发展协会创办“工友夜校”时,正在人大梁漱溟乡村建设发展中心任职的邱建生老师曾写过一篇文章《人民大学,人民的大学》,称“能够关注到后勤工友的这些志愿者不愧是这个时代的优秀青年,有责任和担当”。
现在福建农林大学任职的邱建生至今认为,“校园里有这么一拨人来做这个,是很珍贵的”。他告诉澎湃新闻,新光夜校成立后就由乡建中心的老师来指导,“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我们认同学生们的做法,因为工友教育是乡村教育的一个部分,城里农民工的发展水平,决定了乡村的发展水平。”
“夜校能够营造一个氛围、一个空间,让工友感受到一定的温暖,在大学里有学生来关注他们、为他们提供服务,这个很重要。”邱建生说,不少农民工到城里来、到大学来,会自卑,把自己降得很低,而工友夜校营造了一个沟通、交流的公共空间。“大学是‘社会公器’,需要有这样的地方。”
而在邱建生看来,在服务工友的过程中,大学生也会受到“教育”。“我们的教育越来越精英化,知识生产系统趋于固化。学生对社会的认识也有缺失,不知道怎么参与到社会建设中来。”邱建生认为,包括大学学生、老师在内,都应有平民化的视角,“为平民服务”。“去农村是一条腿,比如前往遥远的乡村支教,而为身边的工友服务是另一条腿。”
邱建生自身也是“平民教育”先驱晏阳初的拥趸,在福建、江西等地实践“工友夜校”“农村社区大学”等项目。“平民的脑矿是无穷尽的。校园里的工友来自四面八方,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学生和工友透过夜校这个平台走在一起,能够形成不同阶层的知识流动……这是相互教育的过程。”
吴俊东对此深以为然,他认为工友夜校改变了他的 “人生方向”,自己因之开始对教育感兴趣,“现在在哈佛做的也和平民教育有关”。据其介绍,最先创立“工友夜校”的7名学生,从人大毕业后“做的事情多少跟新光有关系”。“有个志愿者现在是农业咨询师,致力于帮农民更好地卖出农产品。”
梁莎莎则列举了一个很小的例子谈“服务工友”带来的改变:曾有同学在校内论坛上指责食堂员工的某些行为伤了他的面子,言语中有轻视傲慢,但帖子下面很多评论都在说这位同学自视甚高,不管是学生还是工友,都是“人大人”。
“无论是不是新光协会的影响,但变化是实际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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