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活动别找我,去找大爷大妈”
并不是所有工友都像李永平那样对新光协会的活动感兴趣。
住在一学生宿舍楼地下室最底层的刘超(化名)生于1997年,18岁时来人大食堂当学徒,至今已有两年。4月28日晚9时,刘超顶着一头湿漉漉的头发从浴室出来,看见澎湃新闻记者在宿舍里和人聊天,以为是新光协会的志愿者,说:“你们又来啦,这次什么活动?别找我们,去楼上找大爷大妈,他们愿意。”
刘超记得新光平民发展协会多名学生的“特征”,比如戴着眼镜的会长、扎着马尾的某个女生,但他和他的室友对新光协会活动及工友夜校兴趣不大:“实话说吧,我们就去过一次,去年中秋晚会,说是‘相亲’呢。”刘超半开玩笑地说,他们那次去是因为对协会一名女孩子有“好感”。
“我们年龄差不多少,但确实不是同一路的。”刘超说,尽管自己认识一些学生,但顶多在食堂见面时打个招呼,有时间就“闲掰两句”,出了食堂大门,走路上碰到了,“话也不会有一句”。“我是厨师,就做我该做的事,走自己选的路,新光的活动呢,的确不需要。”
2016年从人大毕业的梁莎莎曾是新光协会负责人,对工友的拒绝有自己的理解。“食堂里有很多工友,无论我们怎么宣传,课程如何调整,从来没有参加新光的活动,原因很简单,他们不需要,现在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已经很充实了。有些是下班时间晚,错过活动时间。也有人觉得和工作生活没有直接关联,不愿意花费时间。”
即便工友参加活动也没有那么“主动”。“当时(2012年)就担心没人来参加夜校,我每次去调研问他们想听什么课,都说‘随便’,给他们提供选择范围,就说‘好’,很少主动要求开设什么课程。”
加入新光协会前,梁莎莎对身边的农民工群体印象较为“模糊”,仅觉得年轻工友受教育程度不高,对系统学习性学习没有太大兴趣,“年长的叔叔阿姨则热衷于休息放松”。“正儿八经地接触”以后,梁莎莎对工友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们的面貌变得“清晰”起来。
她发觉工友群体里真是“藏龙卧虎”:食堂很多基层管理人员都是厨艺学校科班出身,在管理和菜品创新方面挺有一套;年长的工友爱跳广场舞,每学期的晚会都有不同节目,其中有一位叔叔擅长水兵舞,自带舞伴表演;有些叔叔在老家是老师,退休了来人大工作,文学底子不错。
梁莎莎说,“不预设眼光和期待去看人”,这是自己在工友夜校最大的收获。“人家(工友)日子过得好好的,根本不需要你强加给他你认为他需要的东西。要以平等的心态和工友交流、相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千万不要以为你是施救者,他是受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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