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差密云没去了。”他掐着指头算着。因为舍不得花钱,这个驻京办负责人常常靠地铁和公交车出行,一趟就要花三四个小时。而在临川,这位曾经的教育局长想要落成一所学校,只需“大笔一挥”。
就在2011年,北京针对非京籍儿童入学管制开始加速,先后关停24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胡雨龙想为非京籍学生争取一个座位。
办学许可证申请下来了,但争取来的资金却“掉了链子”。因为办学校没钱赚,看不到立竿见影的回报,最开始的5位投资人里,有2位撤资。开办学校的4年里,始终没有实现收支平衡。很多家长觉得每年2万多元的学费“有些贵”,但这些收上来的钱“够房租就不够给老师发工资”。
那段时间,他靠跑步解压,这是胡雨龙上大学时摸索出的放松法。一到晚上,他就换下白天穿的西装、皮鞋,套上一双舒服的运动鞋,他习惯了在黑夜里摸索着向前奔跑。
胡雨龙的行为打动了一名江西省领导。“我们派老师援疆、援藏,为什么不可以派老师去北京教育我们的孩子?”为了保证师资力量,这位领导专门批示,将派往北京临川学校的教师作为抚州市派驻教师,保留公办教师身份,“让外地的江西学生感受到家乡的温暖”。
这名前教育局长聘请临川一中老校长卢国兴出山,在各重点中学招兵买马,一些老师被这项“为江西娃娃好的创举”吸引,10多人的教师队伍很快集结。
然而2012年临川学校开始招生时,仅有70位学生。投资人劝他“别办了”、“亏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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