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票也很难
要“拼上性命”才能买到车票
相较于现在的“春运”,那时买张票难度不亚于现在。这跟铁路售票制度有关,1936年,国民政府铁道部颁布《中华民国铁路客车运输通则》,把客车车厢分为头等、二等、三等,票价之间差距甚大。大多数人坐的仍是三等车厢。
当时铁路没有预售制度,大站在开车前2小时、小站开车前1小时售票,要想抢一张便宜的“三等票”,时间、耐力和拼搏精神缺一不可。
郁达夫1923年从上海乘火车到杭州,找了一个人很少的窗口买了张票,正自鸣得意,结果发现居然是一张二等座,把接下来的膳宿费都一次性报销了。
郁达夫
晚点是常态
行车时刻表成废纸一张,旅馆滋生“看车”服务
买到了票,归乡的人们不一定能准时搭上火车,也不一定能够到达目的地,火车晚点惊人。大银行家陈光甫乘车从郑州到武汉,车足足晚了28个小时!
晚点频现一大原因是秩序混乱,因为民国铁路不实行对号入座,又没有排队检票程序,上车极为费时,加上此后的“抢位”大战,一趟车下来,晚点“28小时”,并非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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