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 广西桂林市恭城瑶族自治县莲花镇蒲源村的蒲源小学，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山区学校。“老校长”丘继明扎根该校30年从未离开，他的父亲和妻子先后患重病，但他仍鼓励、教育学生，使无数山村孩子考上名校，走出大山。他的学生覃艳玲本科毕业后，毅然回到这所山村小学，从“老校长”手上接过接力棒，如今也当上了“校长”。

　　县级教育部门将借调锻炼过的教师安排到各学校领导班子中，从而使行政命令进入学校更为顺畅

　　尽管教学和管理骨干流失，但为了获得“关照”，乡校不得不暂时“忍痛割爱”，因为最后或多或少都会获得“隐性回报”

　　在村落社会中，农村教育体系仅仅作为“人才抽水机”而存在，是整条教育生态链中价值位阶上的“最末端”

　　农村教育发展的核心因素是教师，只有拥有了一批稳定的教师队伍，农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才会有成效。作为教育行政部门显然也很难阻挡教师向城性流动的洪流，因此一系列公共政策设计难以避免会在强制性调控的基础上，保留必要的向城性疏导特征。但在实践中，教育行政部门自身也面临重重困局，这些困局的缓解，最后又助推了乡校中农村教师的发展危机。

　　笔者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西部底层孩子们阶层再生产发生的日常机制及策略干预研究》，在展开全国大样本调研基础上，笔者深入中国西部农业县——四川芥县，开展为期半年的田野工作，反思底层社会中的乡村教师为何悬浮于乡土社会？

大量农村青年教师成了“考试专业户”

　　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民办教师是农村教师的主体。其中，代课教师又占了大部分，尽管他们在身份上没有被纳入国家的编制体系之中，但是在教学性质上仍然隶属于国家行政化教师序列体系之内。因为这批教师文凭相对较低且教育教学水平不高，同时城乡二元的制度性区隔也使自由迁徙的农村教师主观意愿并不强烈，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在村落中的文化优势也使得他们各自在农村中的社会地位总体较高。

　　尽管农村教师身处国家行政序列中的最末环，但相对而言，教师队伍还算相对稳定。随着国家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的提升，质量问题被逐渐推到前台，通过公招和清退的方式解决代课教师和民办教师问题，同时通过公招、特岗、支教、交流等多种形式，大量引入毕业于正规大学的毕业生服务于农村学校。这种方式有利于快速实现“双高普九”，但这批在城市中接受正规化教育的农村教师，也具有了更多向农村外溢的选择空间，再加上工作环境、社会舆论、收入待遇以及农民分化等多重外在因素的刺激，农村教师职业吸引力不足。

　　笔者对四川芥县的调研发现：大量农村青年教师仅仅将这个岗位看作是一个暂时的“过渡岗位”，他们对提升自己教育教学水平并不感兴趣，反而成为了寄居于乡村文化城堡中的“考试专业户”，只要能进城，各种考试他们都会去争相参加。

　　许多农村学校校长也向笔者抱怨。

　　四川芥县成镇九年一贯制学校M校长说：“我们培养一个老师，就走一个，城里的学校又不给我们培养费或者转校费，因此，我们农村学校越来越不愿意去培养教师，这样我们学校的老师反而相对稳定些。”

　　四川芥县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张进校长说：“现在这些青年老师很难管，上完课就抱着公务员（课程）考试的书看，一到周末就去城里考试，一考上就马上辞职；中年教师则将精力集中于参加城市学校的各种招聘，同时寻找各种关系借调到城里学校，再或者县教育局和乡政府到学校把骨干借调走了；那些中老年教师则普遍职业倦怠，等着退休。农村学校陷入到管理人才和教学人才青黄不接、人心散离的状态。”

县教育局行政工作主力是借调的教师

　　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进行日常公共管理的重点是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这与农村义务教育的管理重心和财政拨付关系的结构性上移直接相关。然而，财权的上移意味着管理权力也从乡镇上移到县级政府，而县教育行政部门作为县级政府的直接业务部门，在这种教育管理重心上移的过程中承担了更多的事权，但事权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教育行政部门人员编制的相应增加。

　　以笔者所调研的四川芥县为例，该县教育局在编在岗的公务员行政编制人员仅仅为10人，其中包括教育局长1人、副局长3人、副局级调研员2人、财务科科长1人、督导办公室主任1人、人事科科长1人，成职幼教科科长1人。而该县目前共有58人在局机关从事工作，其中绝大多数属于教师编制，系从该县各类学校中借调而来，包括县政府总督学、基础教育科科长、局办公室主任、德育科科长、招生办公室主任等一批中上层干部。仅少数几位后勤人员，如司机、厨师属于合同制用工人员。这意味着在教育局从事公共行政管理和行政执行的工作人员其实主要是隶属于各学校的教师。

　　四川省芥县教育局副局长A告诉笔者：“现在我们局里各个科室的常规性工作非常庞杂，同时还要应付随时安排的上级检查、学校检查以及各种达标工作检查，随时都要报送各种材料、总结、规划，参加各种各样会议，还要开展自己各科室的特色亮点工作，定期要做阶段性总结和汇报等。各个科室都非常焦疲地应付着这些工作，根本没有时间去做系统性和科学性的教育实地调研和观察，没有办法，人手不够，所以我们非常希望通过改革能够把各种分散化的问题集中起来，让我们工作简单一点。”

　　据这位副局长的测算，如果要基本顺畅地应付当前该县的教育行政管理工作，保守估计至少需要70人。

　　从2007年至今，笔者曾调研过的江西、吉林、四川、重庆、河北、广西等省（自治区）市（州）县（区）教育行政部门中，也大量存在这种现象：

　　一方面，在中央精简机构和压缩编制的价值导引下，县级政府严格控制人员编制；另一方面，不断膨胀和事无巨细的教育公共事务，促使县级教育行政部门不得不从本系统学校中借调大量教师来从事行政工作。

　　县级教育行政部门面对日益复杂的常规性工作以及其他各种临时性和突发性工作，面对行政人员编制不足的尴尬现实，不得不加快推进学校的集中化步骤：一方面，将分散的农村学校大规模撤并，在城镇中实行规模性集中，从而减少管理层级；另一方面，将从学校中借调锻炼过的教师安排到各学校领导班子中，从而使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命令进入学校更为顺畅，学校的行政工作也更符合教育行政部门的胃口。

　　由此可见，“借调”事实上成为了基层教师职务升迁、单位（学校）变更的重要渠道：一方面，与县城学校教师相比，农村学校教师有更强烈的主观借调意愿，以实现职务升迁和单位变更；另一方面，因为行政成本更低，区县教育局更愿意从农村学校中借调教师。但教学和管理骨干的流失，对本就人才稀缺的乡校发展和农家子弟成长的影响更大，但为了获得“关照”，乡校又不得不暂时“忍痛割爱”，因为最后都会或多或少获得“隐性回报”。

　　另外，在事权风险增大但人手又不够的普遍大趋势下，区县教育局更愿意推行教师制度改革，把教师从“学校人”变为“系统人”。这为借调教师提供了更为便捷和成本更低的制度性合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