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鸟式工作生活：住在县城，工作在乡镇

　　农村学校在被加剧从村落社区中抽离出来的同时，承担教化农家子弟重任的教师也愈来愈远离农村，除了他们所服务的部分学校暂且位居于乡镇之外，他们与村落乡土社会毫无关系。

　　笔者对四川省芥县和重庆市D区的田野调研中，发现两县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后，教学点和村小全部被撤销，以前位于乡镇中的小学和初中合并变成了九年一贯制学校。在笔者所调研的9所九年一贯制学校中，除了管理学生日常住宿的几位德育处老师和生活老师暂时住在本乡镇，其他所有老师都住在县城，每天早上统一乘坐学校租赁的车辆到位于乡镇中的学校工作，下午又统一坐车回县城。

　　笔者调研的很多县都实施了农村教师周转房政策，周转房主要建于县城和乡镇之中的校园内。这种农村教师集中居住政策确实稳定了教师队伍，解决了居住难题，但也同时进一步将农村教师与外在的村落社会相隔离，农村教师的生活圈自我内化与封闭化。

　　四川芥县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4位年轻老师（其中一位是服务期满留在该校工作的年轻特岗教师）告诉笔者：

　　“学校里年纪大点的老师基本在县城都有房子，就我们年轻老师没有房子，比较麻烦。现在学生越来越少，有空出来的学生宿舍，我们在这些宿舍里临时住一下，当然都希望住在县城里。

　　我们当然希望上面领导（教育局）给老师修建的周转房建在发达一点的地方，最好是县城，这样生活也方便一点。虽然我们都来自农村，但毕竟都在城镇读的高中、大学，早就习惯城镇生活了。尽管目前我们在农村学校工作，但不想在农村住，父母在村里都觉得没有面子，更不要说我们自己在同学和朋友面前的感觉了。”

　　这种候鸟迁徙式的日常工作生活方式使农村教师不得不逐渐远离农村，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农村社会内部复杂的变迁与转型，他们更难以理解内化于村落社会中不断变更与翻新的地方性知识与乡土生态，而他们的言行、服饰、礼仪与观念也因在县城的长期生活而愈来愈被城市文化同质化。

农村教师不足 撤点并校成必然

　　作为某国家级课题组成员，笔者对江西、重庆等9省20个区县调研数据发现：在本次5285个总体有效样本数中，发生过事实性流动的高达3366个，占总有效样本量的63.69%，在样本量为2274个的农村教师中，有1556个教师具有潜在外部流动意愿，占样本量的68.43%，其中有87.76%的农村教师想流出农村实现外部性流动，而乡镇中学教师的潜在外流比例最高，为76.51%。农村教师群体中事实性流失率和潜在性流失率都偏高。

　　在另一项笔者参加的定量调查中（2087份有效样本）发现：教师第一学历为本科者，有外流意向比例高达83.9%，大专为81.52%，而第一学历为中师（中专）、高中者比例则分别为71.27%和43.16%。可见，农村教师的潜在外流率与学历水平总体成正比例分布。

　　在村屯、乡镇、县城教师中，乡镇中学教师通过继续教育方式实现学历提升幅度是最大的，同时也是潜在流动率最高的，农村教师从第一学历通过继续教育的方式得以提升之后，从潜在流动意向转化为事实流动的比例也更高。

　　笔者调研中发现，部分区县教育局组织的教师招聘就呈现出这样的特征：县管校用体制下以区县教育局为主体所组织的教师招聘，很多地方采取的措施即是将新招入的大学毕业生全部直接安排到农村学校，两年以后，才有资格参加由区县教育局统一安排下的县城学校对农村学校教师的内部招聘，这批被散落到农村学校中的大学毕业生才有机会进入县城学校工作。在上升过程中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当然不仅仅是同样来自农村学校任教多年教师的竞争，还包括遭遇各种排斥性的内部潜规则。

　　这种对年轻新入职教师强制性的安排与上升渠道必要性的疏通，正是教育行政部门面对农村教师职业吸引力不足而不得不采取的疏导措施。但要系统性地解决这种难题，教育行政部门难免会选择大规模地撤并农村学校，进而通过在县城举办大规模学校的方式来解决此类难题，因此“文字上移”具有非常现实的紧迫性。

　　农村教育几乎完全被城市教育所牵引，而处于集体失语的状态，“被代表”的尴尬话语地位使农村义务教育只能被动全盘接受城市教育的文化平移与观念嵌入，致使农村教育在这种不断的权利剥夺中，被剥离于农村社区的日常生活空间之外。在村落社会中，农村教育体系仅仅作为“人才抽水机”而存在，是整条教育生态链中价值位阶上的“最末端”。

　　可见，当前中国农村教师岗位严重缺乏吸引力，农村教师队伍非常不稳定，农村教师事实性外流和潜在性外流的比例都过高，农村教育发展堪忧。

　　（文中县及县以下地名、人名均为化名。感谢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和中国农村教育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在田野工作中所提供的帮助，感谢东北师范大学教授邬志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刘怡然与作者的多次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