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学生困惑于自己无法抵御电子产品的诱惑，农村学生则困惑于家庭负载之重的生存挣扎。广东F学院教授黄灯通过一次课堂作业的反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黄灯新书《我的二本学生》日前面市，这本书通过黄灯任教十多年来所带的几届学生家庭、学习、就业等方面的观察，折射出中国大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以及最常见的成长路径。

　　上二本的孩子同样值得关注

　　“媒体太关注重点大学，从来没有为二本学生说过话。”黄灯有些激动地说，那几所重点大学，一点小事就会引起强烈关注，但是90%的孩子都是上不了985、211大学的，他们更需要得到关注。

　　黄灯博士毕业后，进入广东一所二本高校，多年过去了，当她翻看保留的学生名单时，惊讶地发现自己教过的学生达4500多名。“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借此接触到一个群体，看见一个群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漂浮与命运。”

　　她说，上二本的孩子也是父母生出来的，也是要给国家做事的，“他们就不能占用点媒体资源吗？大家就不能把注意力放在他们身上吗？”黄灯还回想到，自己曾经在课上跟学生们说，80后一代要自己讲自己的故事，不能等着别人来讲。后来教90后了，她又说，90后的代表性人物还没有出来，你们要善于表达自己。黄灯平时鼓励学生自己写自己，但真正坚持的学生并不多。

　　十几年来，黄灯和学生有着大量、琐碎的交往，利用课间休息的时间抓紧聊天更是常见。学生毕业后尤其是遇到生存困境的时候，他们常常会回来找黄灯，于是也有了对他们毕业后境况的跟踪。在2015年决定写一本关于学生的书后，黄灯对几十位学生进行了深度访谈，并写下采访日志。黄灯说：“我的学生，大多出身平凡，要么来自不知名的乡村，要么从毫不起眼的城镇走出，身后有一个打工的母亲，或一个下岗的父亲，以及一个个尚未成人的兄弟姐妹。”

　　黄灯说，《我的二本学生》完全是心里流出来的，集中写作时间只有一个多月。“但我是极力避免写学生故事集，虽然也写了学生的故事和命运，其实更想把背后的道理讲清楚。”

　　温顺沉默的学生让人心疼

　　《我的二本学生》也体现了黄灯的观察和思考。黄灯说：“我的学生在不知不觉间养成温良、沉默的性子。”她坦言，尤其最后教的那几届，课堂比较安静，学生们都在乖乖记笔记，男孩子变得越来越听话，这甚至让她看着心疼。按照黄灯的人生经验，年轻人应该很调皮很可爱，犯很多错误，“我其实是想让他们叽叽喳喳，哪怕顶撞我，我都很开心。”

　　黄灯通过自己的观察还发现，她的学生踏进校门，就无师自通地找准了自己的定位，没有太多野心，也从未将自己归入精英行列，他们安于普通的命运，内心所持有的念想，无非是来自父母期待的一份过得去的工作。她说：“特别强烈坚持自己精神理想的学生真的很少，有的会有抵抗世俗化的行为，但是没有过去那种爱音乐，便什么都不顾就要去学的学生了。”

　　黄灯对于学生命运的思考，实在而真诚。她直言，在中国大学的层级分布中，不同级别的大学，学生去向会对应不同的城市。

　　写这本书，黄灯始终将自己那一代人和80后、90后默默做着对比。黄灯说，自己作为70后就学于1992年，那代人大部分都是一份职业做到底，很少更换流动。而2006级的80后学生从小就处于社会的变革中，适应并享受到了城市化过程中的福利，比如教育资源的分享，父母打工对于孩子教育投资的支撑等，但同时这些孩子也付出了与父母长期分开的成长代价。2015级的90后学生则已经完全适应了流动性强的生活，这些学生已经想象不出还有不用租房的生活。

　　想真实有感情地说话

　　“其实大家都可以这样写，只是都没有这样选择而已。”这些年来，从《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到《我的二本学生》，黄灯的写作受到热切关注，而她说，这其实与她的经历有密切勾连。

　　黄灯1992年高中毕业后上了一所湖南地方院校，毕业后，她被分配至岳阳一所纺织厂，那是亚洲最大的苎麻纺织厂。刚开始一切都风平浪静，黄灯在这个5000人的企业当过秘书、会计、组织干事，她一直喜欢文字的东西，喜欢思考问题。

　　因为企业不景气，1997年黄灯下到车间当了工人，1998年因为工厂深受香港金融危机的影响，接单有限，她连工人也当不上了，她下岗了。而同样是下岗，黄灯可以再找工作，可以读研，而那些工人这两条路都走不通，只能一个月拿着几十元的补贴。多年后，黄灯也常常对她的学生说：“没找到好工作没关系，我23岁就下岗了，比你们还糟糕。”

　　黄灯选择了考研，她考上了武汉大学，后来又到中山大学读了博士。2003年暑假，她开始在电脑前无意识地写作，竟然在一个月内敲出了20多万字，她命名为《细节》。她发现自己可以写作论文以外的文字，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写作方向，“想写底层，想为他们说话。”

　　她对自己写作给出的评价是：真实，有感情。但黄灯说，写自己的二本学生时，她刻意控制了感情，不想因为过多的情绪渲染，损伤作品的理性思考。（记者 路艳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