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的算法

　　如果肉眼看不出餐盘里的差距，那究竟什么可以？

　　西电信息网络技术中心的赵宇健老师在电脑里打开了“校园大数据决策支持平台”——答案就在这里。

　　要从大数据中淘出经济困难生，首先需要建立科学的量化指标。赵宇健把全校本科生篮球比分直播：全年的消费数据调出，按早中晚3个消费时段把数据整合相加，获得了18.73万条数据。

　　结合学校平均水平，每月在食堂用餐60顿以上学生的消费数据是资助门槛之一，这是为了排除常叫外卖或外出实习的学生。

　　根据篮球比分直播：西电学生消费水平统计，人均餐标是8元，学校把困难学生小额消费标准定在了5元及以下。“5元是一个临界点，因为我们发现餐标在5元区间的学生和在6—7元区间段相比，人数骤降。”卢琳说。

　　大数据最后筛选出每餐消费远低于平均水平的310名学生，比对学校困难生认定数据库，有144人在困难库，直接进入资助名单。

　　第二步就需要通过人工核实提升资助名单的精准度：学校通过深入学院、班级以及与辅导员实地探访的方式核实不在困难生认定库的166名同学，避免出现个别学生因为减肥消费较低等造成资助结果偏差。

　　人工智能学院辅导员杨坤当时就负责再审核，他趁集体活动时锁定目标，漫不经心地和学生聊起胃口如何、是不是因为吃得太少才身体瘦弱……经过验证，他学院里那两位不在困难生库里的低消费学生是因为“胃口太小”，他建议从初选名单中剔除。在这次人工复查中，166人中有59人被核实为困难生。

　　而郑大的校园卡隐形补助在精准度上探索了更久，比如校园卡资助周期是1个月，每月统计前1年的消费动态数据，选择1000名消费数据最低的学生进行资助，这样可即时增补家中境况突变导致生活拮据的学生，补助金额也按照困难程度分级。

　　郑大这份每月更新的大数据追踪还被应用在了辅助困难生认定，去年学校将此数据和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学生名单交叉对比，取消了部分有高消费行为学生的认定资格，同时增加了部分困难生入库。

　　“月更”结果是有效的。郑大小赵大二开学时收到过两三个月的隐形资助，那时正值父亲在工地上受伤，家中收入减少了大半。小赵本想每天吃馒头佐酱帮家里减负，但他那段时间的异常消费被大数据筛查了出来。

　　算法还在更新迭代中，比如在新学期资助开始前，两所大学都计划将学生校园卡绑定支付宝、云闪付产生的消费纳入统计。

　　家中度过困难期后，小赵的三餐消费恢复正常，补助也就自动停止了。此后小赵看到宿舍楼里有拎一袋馒头低头走路的同学，就会佯装轻松上前拍拍他肩膀问一句：兄弟，最近是咋了？凭借这种方法，小赵真的“捕捉”到一位家中遭遇困难的同学，借了300元钱给他。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理解这一切。”小赵用过来人的口气说。

　　对抗标签化

　　其实没有谁比黄旖更懂得“被公示”带来的困扰。

　　她上高中时，学校把困难生的资格公示张贴在大门口，“每个人的名字被放得很大”。第二天班里一个女生跑到黄旖跟前，拉着她的手问：“你真的是困难生吗，我怎么看不出呢？”当时黄旖没说话，苦笑一下走开了。

　　在学校倡议隐形资助后，闪现在卢琳头脑中的画面是：18年前她刚来西电求学时，同班一位女生在床沿喝稀饭吃馒头。冬天卢琳见她穿得单薄，特地从家里为她带来了一条毛裤，但那位女生谢绝了，理由是“不怕冷”。

　　而另一位家境贫寒的同学获得了一笔4000元学院里的企业助学金。此后她经常被指点议论，甚至有人说：“这就是拿了4000元的那个人！”

　　“现在资助体系完善了，困难学生面对资助的心态有所改善，但这不意味着他们不在乎‘困难生’这个身份标签了。”卢琳说。

　　事实有迹可循，比如在西电上学期发放隐形资助的203名学生中，有59人是经过学院复查被发现的，原本不在困难学生库里。“说明有一小部分学生即使家境贫困，也不愿意主动让学校知晓。”卢琳说。

　　杨坤在一次暑期家访时意外发现，一位成绩拔尖学生家境很不理想，他询问学生为什么不申请助学贷款，回答是：害怕同学另眼相看。尽管再三疏导，这位同学在新学期依旧不愿提出困难生认定申请。

　　为了抚平困难生身份带来的焦虑，西电的助困活动常有很多“大费周章”的设计。比如有资助方为学校捐赠了几十辆自行车，学校在全校范围内举行了一次自行车慢骑比赛，在挑选参赛者时，除了吸纳部分普通学生更是通知了不少困难生。

　　比赛的结果是无论名次人人有奖。这样一场资助困难学生自行车的行动也就转化成了人人可参与的校内运动赛。无人机试飞、单反摄影技能培训，甚至是去外省参观访学，这些本意向困难生倾斜的活动都以全校活动形式开放，尽管在人选上还是会暗暗偏向困难生。

　　学校资助中心也听到议论觉得在助困活动中放入少数普通学生名额，是对困难生资源的侵占，但是老师们情愿背负压力，向学校争取更多参与名额。

　　不过也有的事需要“无为”。在西电每年出国交流的学生名额中，从不特设照顾困难生的名额，鼓励公平竞争。

　　在郑大，学校学生处处长刘超向记者说起过“提前设岗助学”的做法，也就是在经济困难的新生入学前，为他们设立勤工助学岗位，13年里受益学生已经有858名。“等到其他同学来校时，他们会展现出像学校主人的自信，家境带给他们的局促感就会消退。”刘超说。

　　黄旖也觉得进入大学后，自己对身份的焦虑在慢慢减退。

　　大一入学，写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黄旖悄悄把表格掖在课本里，找个四下无人的时机拿出来写几句，现在写此类情况说明，她不需要躲闪了。

　　也偶有“隐痛”发作时，一次宿舍同学想要把所有打扫工具准备卧室和卫生间各一套，黄旖觉得浪费，有一套就够了，其他同学多有抱怨。黄旖一句话让气氛迅速降到冰点：“对，我穷！满意了吗？”

　　大部分时候，宿舍已有了默契，比如大家一块儿在微信群里约着出去吃饭，见黄旖过了许久没回复，就会主动换一家人均消费更低的餐厅。

　　直到现在，黄旖也说不上身边哪些人也是困难生，这个身份标签在这所大学正被刻意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