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7年9月份开始,全国中小学语文教材将统一采用全新的“部编本”(由教育部直接编写)。此次教材改版,将换掉了约40%的课文,文言文比例大幅提升。较之以前的人教版,小学6个年级,古诗/文总数增幅高达80%。初中3个年级,古诗/文总篇数也会相应提升,占到了全部课文的51.7%。
文言文是古代汉语书面语言,白话文则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现代汉语书面语言。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为了进行改革以御外侮,文言文作为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受到冲击。但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已不再是“改造国民性”,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关系也不再是落后与先进的关系。
包括此次教材大换血在内,自白话文兴起的百余年来,语文教材已经经历了七次大变,每一次的改变无不围绕古诗文的占比拿捏,除去不同阶段的时代背景,可以说,走到今天,语文教材该怎么编的主要争议,在于如何看待古诗文在语文学习中的重要性。
即便在当前新教本变动大局已定的当下,仍有人对文言文占比的大幅提高颇有微词。在一些语文教育工作者看来,古诗文的表述方式和所涉内容大多脱离现实生活,一来实用性不强,二来佶屈聱牙,既不利于老师向低龄段学生的教学传授,也可能影响学生自如地表达主张。
以教学实用主义而言,这些说法自有道理。然而,实用层面的合情合理不过将语文学习放在了“掌握一门语言”的特定语境之下。在许多教学者眼里,语文或许是一门应试课程,在大多日常使用者眼里,语文或许也可以是一种生存的言语技能,可之于国家,语文教育是国民教育,也是文化教育。
语文之所以时而被称为“国文”,在于其对文化的承继。某种程度上,中国的古诗词就是中华文化的象征之一。古诗文在语文教材中的地位,一如英国语文教材中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日本语文教材中的俳句。它们犹如民族文化的基因密码,连接着一个民族的过去,经由这条记录在册的“时间之河”,我们各自摸索着民族发展、走向未来的道路。
客观而言,在过去的一段时间,语文教材的地方编写,一定程度地造成了表面上品种多样,却难言清晰价值观、文化观的教学局面。甚至以地方化、特色化代替了系统而全面的语言文化知识的梳理、整合、教授。以“部编本”改革为契机,大幅提升文言诗文的占比,其实是让语文教育回归“中国化”的正途。
知道过去、了解现在、正视将来,任何成熟的教育体系,都需要努力引导受教育者,让其融入自身的文化,找寻自己的文化时间轴。这不仅是从教学意义上让学生建立相对完整的文化谱系观,更是让一个人真正地认识并热爱民族、国家乃至世界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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