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榆中校区的历史，王乘一脸无奈。2001年，为满足“985工程”对校舍面积的要求，兰大不得不扩建新校区。然而，兰州四面环山，城市用地非常紧张。几经协调，兰大最终选定市区东南方向的榆中县。

　　兰大之所以这样决定，一个重要因素是，当时兰州规划在榆中建立一个科教园区，将来把市区里的高校全都搬过去。然而，17年过去了，唯一搬过去的学校只有兰大和同为中央直属在甘单位的西北民大。而兰州市也早已放弃了向榆中发展的规划，转而重点建设市区北面机场附近的兰州新区。更令兰大人郁闷的是，最近，榆中县又在规划自己的科技园区，但并未把兰大榆中校区考虑在内。

　　在来兰大之前，王乘曾长期在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担任副校长，后又在南京的河海大学担任校长。

　　王乘反复强调一点：大学的发展离不开城市。兰州大学的命运，与兰州市休戚与共。作为新中国初期重点建设的重工业基地，兰州曾有过风光的时候，但随着新时期国家战略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兰州与兰大一样，也成了被遗忘的角落。

　　在这样的土壤之上办大学，兰大的困境可想而知。据王乘介绍，2001年，兰大成为国家“985工程”重点支持建设高水平大学的高校。根据省部共建的政策，教育部与地方通常按1:1的比例划拨配套建设经费，但在甘肃，这一比例被调整为1:0.5。而且，由于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实际上有累计5.4亿元的配套资金一直没有落实。

　　近年来，兰大经费总量一直在20亿元左右，在全国所有“985工程”高校中排在末位。从收入构成来看，由于没有地方经费支持，主要依靠中央财政拨款，这部分占总收入比例一直在60%以上，而教育部直属高校平均为48%。

　　对此，兰大财务处处长安延宏进一步解释说，目前兰大的收入来源主要有国家拨款、科研经费、学费、校友捐赠及产业收入。其中，国家拨款又分为基本经费与项目经费两大部分，前者按学生规模划拨，标准与其他“985”高校一样，但由于兰大招生规模较小，这一项的总额也不算多。

　　真正拉大差距的是项目经费，这一部分算法复杂，要根据学校的科研成果、实验室面积、设备、去年获奖情况等等来计算，而在这些指标上兰大都不占优势。同时，在科研经费中，除了国家直接下拨的经费之外，兰大在竞争性项目上的经费也少得可怜，更不用提从企业获得的研究经费。至于产业，兰大主要靠一些房租收入，与那些拥有众多知名校办企业的东部高校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今年4月6日，教育部公布了部属75所高校2017年预算数据，其中兰大预算总额为31亿元人民币，排第44名。

　　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王振亭毕业于兰大，并曾在母校工作。正在野外考察的他通过邮件回复《中国新闻周刊》说，制约兰大的首要因素，是“文化氛围较差，校园内盛行官本位文化，行政势力凌驾于学术之上。例如，曾发生机关楼的年轻干事在电话中训斥无行政职位的教授之事”。其次，是地方化现象日趋严重，甘肃与陕西等本地籍贯的教职工越来越多，外来员工不容易融入各种“圈子”。

　　兰大的前身甘肃法政学堂创建于1909年，是一所非常弱小的地方学校。但在民国时，国民党出于政治考量，一举将其升格为国立兰州大学，并派著名教育家辛树帜坐镇筹建。十年砍柴说，“任何一个时代，作为一个大国，都会做这种考虑。”

　　关于兰大的重要性，原国务委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曾有一句话：兰大办得好不好是个政治问题，兰大一定要办好，如果兰大办不好，大半个中国就没有重点大学了。

　　薛德胜在高考报名的那年，也是那么想的。他和他的哥哥正是冲着“全国十大名校”的地位而选择兰大的。可是，就是在他上大学的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转折，计划经济体制土崩瓦解了。当时，恐怕他们并未意识到这对兰大产生的深远影响。

　　如今上网随便一搜，“中国最失落的十所大学”“中国最受委屈的十所大学”“正在逐渐衰退的大学”等榜单，仍拥有“985”与“211”光环的兰州大学总是榜上有名。

　　兰大曾受益于计划经济，却在市场经济时代进入持续滑落的轨道。兰大校长王乘表示，“我们并不存在什么竞争对手，假如真的有，我们现在唯一的对手就是国家政策。成，靠的是政策；败，也是因为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