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尚晓援与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共同对这一案件进行了跟踪分析。当地政府、法院在处理案件时,发明了许多具有借鉴意义的未成年人保护方式,比如:在庭审时设立第二庭审现场,让小玲背对镜头、通过视频出庭;法院通过对裁判文书进行编号,建立内外有别双档保护小玲隐私;在做出裁决前,法院为小玲指定了临时照料人;判决后,政府承担小玲的基本生活费,不公开募捐减少曝光。
然而,问题还是在始料未及中出现了。
小玲逐渐在生活中表现出喜欢亲近男性的特点,这是受性侵儿童的一种本能反应之一。寄养人任女士由于缺乏专业心理学知识指导,对小玲的行为感到不知所措、难以管教。最终小玲搬离了任女士家,遗憾的结束了这段寄养关系,失去了将她从兽父身边拯救出来的养母。
2017 年 5 月 26 日,全国律协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 2017 年年会暨儿童保护论坛在北京举行。佟丽华作为未保委的主任,是本次会议的召集人。来自江苏维世得律师事务所的委员李晓霞,在发言时也汇报了小玲的近况,“上学还是有问题,有两年左右不愿意去学校,目前还在观护”。
美国一项研究表明,每位男性侵犯者平均侵犯过 150 名孩子。受害儿童如果未能及时得到有效帮助,那么他们将遭受严重的近期及远期精神创伤,从而破坏其身心发展。
“目前我国心理修复做的还远远不够,需要包括心理康复在内的很多后续服务”,佟丽华在接受中国青年网记者采访时说。
贞洁至上的性观念 成为刺向受害者的双刃剑
对于心理修复缺失的原因,“女童保护”负责人、凤凰网公益频道主编孙雪梅在接受中国青年网记者采访时认为,这部分源于家长责任的缺失,同时也是整个社会文化存在的问题。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龙迪,长期从事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治疗。她在 10 年前出版了《性之耻,还是伤之痛——中国家外儿童性侵犯家庭经验探索性研究》一书,走进 6 个在同一所学校遭受不同程度性侵犯的小学生家庭,开展浸入式调查研究,是中国内地第一个儿童性侵犯的社会工作研究文本。
朗朗遭遇班主任的性侵犯的事,是她母亲从邻居敬家奶奶口中得知的。她默默流泪,最终向母亲承认,迎来的是劈手一记耳光。“你为什么不跟爸妈说?你为什么不反抗?”一串质问神色俱厉地向朗朗抛来。
她的同学慕容是第一个将“秘密”说出来的孩子,慕容胆子大性格活泼,一直以为班主任让女生们轮流吸吮自己的生殖器是在上课。披露之初,慕容受到了爷爷奶奶的鼓励与保护,然而在学校被女生疏远、被男生嘲笑,父母日渐为她的“名声”担忧,爷孙对抗也不断升级,慕容出现了做噩梦、打蔫的创伤反应。
龙迪在书中写到:“ 21 世纪的柴胡营有关‘性’的生活实践及普遍观念两级分离……未婚女孩无论何故,只要违背普遍观念中的行为规范,就将受到乡村舆论的围攻,‘坏名声’不仅负面影响受害女孩的未来婚姻生活,也损害家长的‘脸面’”。
贞洁至上性观念带来的后果,一方面是国人对性侵的容忍度极低;另一方面是家长顾忌“脸面”的沉默与回避,为受害儿童埋下了更大的人生隐患。
曾有学者在《 Child sexual abuse in China: A meta-analysis of 27 studies 》研究中,统计了中国内地“插入式”儿童性侵的发生率为 1% ,而国际上的发生率是 1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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