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间普通的书房,“藏身”于陕西师范大学家属区,屋里堆满了线装书和资料。这也是一间传奇的书房。在这里,甘于寂寞的迟铎先生,带领一支逾百人的专家团队,用28年去完成一项事业——编纂《十三经辞典》。
这曾是一项被学界权威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今,共计15册、3000多万字的“辞典”终于得以全部完稿、出版。
啃一块没人愿意啃的硬骨头
“不图名利,不求职称,不顾他议,兢兢业业埋头读书,认认真真潜心钻研。”最近出版的《十三经辞典编纂纪念文集》中,提到了学界对编纂团队的评价,这部巨著承载的,正是“那个年代,老一辈先生们‘匠人精神’的最好体现。”
集中了儒家思想文化的“十三经”,是我国现存古籍的始祖。从《周易》《尚书》《诗经》《周礼》到《仪礼》《礼记》《春秋左传》……从古至今,无数学者为这13本经书终生苦读,却终因难解其意,嗟叹不已。
迟铎告诉记者,无论是在编写规模、难度还是影响上,《十三经辞典》的编纂都在我国文科科研项目中十分少见。“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几乎没有人敢动这个题目。”
为了不再让后来人“皓首穷经”,上世纪80年代,在陕师大辞书编纂研究所原所长刘学林力主下,这项浩大的学术工程——《十三经辞典》编纂工作确定启动。
得知他们要编《十三经辞典》,有人质疑:没有经学专家,没有系统读过“十三经”,凭什么编纂?也有人怀疑:清代儒生整天钻在故纸堆里,“皓首”只穷一经、两经,你们能编纂出“十三经”?
“只要是汉字写的,我们就不怕。”刘学林回应,没读过就读,读不懂就学。谁天生什么都会?他邀请到刘尚慈、高树操、胡大浚、汤斌、饶尚宽等一批国内学者加盟,他们在学界颇有造诣,为编写工作打下很好的基础。
但研究所内部大部分是年轻人,几乎没人系统读过“十三经”,刘学林专门为他们请来一批老先生担任顾问。至此,一支由陕西师范大学辞书编纂研究所主持、全国十几所院校专家学者组成的《十三经辞典》编纂委员会得以组建。
编纂初期,“辞典要怎么编,编成什么样?”专家们展开激烈讨论,甚至争论。大家最终形成共识:这部辞典,不同于一般的语词词典,是专书辞典——它要对每部经书进行语言研究,呈现每部经书语言的使用状态;它要对含有经意的词语进行详解,肩负起帮助读者读懂经书的任务。
“你走了,我替你继续前进”
辞典编纂,被称作“圣人的苦役”。作为课题发起人,刘学林不仅要为辞典绘制蓝图,制定凡例,组织编写样稿,还要忙于资金的筹措,就连编辞典用的稿纸也是他“厚着脸皮”向校内熟人要的,更不要说购买图书、添置资料。
第一笔资助来得有些意外。当时,刘学林和妻子迟铎赴香港探亲,遇到了喜爱传统文化的实业家朱恩馀夫妇,得知他们要编写《十三经辞典》,朱恩馀夫妇为编纂工作提供了72万元的捐赠。之后,在刘学林等人不断争取下,《十三经辞典》又被列入省级重点工程,获得百万元资助。
“终于可以安下心来好好编辞典了。”热爱的事业迎来春天,噩耗却突然传来:因操劳奔波,刘学林先生心脏病突发,猝然离世。
那是1994年1月19日,刘学林的突然离去使团队成员惴惴不安。刚刚启动的项目还能否继续?以后的路怎么走?关键时刻,同为学者的迟铎作出决定:我们要继续把这件事做好。
在迟铎看来,此时的《十三经辞典》编纂已是一项必须完成的事业。料理完丈夫的后事,迟铎与研究所副所长白玉林一起,正式接过编纂《十三经辞典》的重担。
就这样,几位没有“经学专家”头衔的主编,领着一群从未系统读过经书的青年,重新踏上了这条艰苦的修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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