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自省是隐秘而迟到的,在现实生活中,留守儿童身份认知常被当事人本能抗拒。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旭东曾组织学生进行过返乡调查,有个同学家访一个留守家庭时发现一个细节,孩子在学校发放的信息表“是否是留守儿童”一栏,写的是“否”,访谈者小心翼翼地问他为什么这样填,孩子就立刻把话头岔开了。
访谈过程中,“电视里开始播出一个留守儿童电视片,他像被刺痛了一样,立即站起来换了台。”据学校后来的总结,这次回乡调查中,当问到是否喜欢留守儿童这个词,被访者全都回答否定,并表示不愿意接受别人帮助。
当事人的刻意隐藏让许多观察者产生了迷惑。2016年,报告文学作家关军受公益组织“上学路上”委托,住到甘肃一所九年制乡村学校采访了3个月。刚接触到基层教育工作者,他听到的却是“留守儿童并不是个严重问题”。
新旧两任校长都认为,当地家长大多不关心孩子的学业,甚至有打骂孩子的恶习,“这样的家长留在家里又有什么温暖?”隔辈抚养总归要温和得多,哪个更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他们认为“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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