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父辈的出走,叶敬忠称之为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没有声音强制你出去打工,可他不出来又怎么办?”叶敬忠说,“不要在道德上指责他们,在当时,他们出去打工是出于生存需要,有足够的正当性。”
然而,随着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怎样对待留守问题,社会舆论开始出现反转。“这是因为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矛盾激化的‘双刃效应’日益凸显。”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陆士桢分析说:“体现在留守儿童问题上就是,一方面是物质生活水平、受教育的状况不断优化;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生存环境,包括家庭环境持续相对恶化,尤其是留守儿童恶性事件近年成爆发之势。”
2015年的“6·9事件”是个标志性事件。当年6月9日,贵州毕节一个家庭的4个留守儿童集体服毒自尽,孩子中最大的哥哥13岁,最小的妹妹才5岁。据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未成年人保护处林依帆透露,这个事件直接推动了国务院高规格文件的加快出台。
2016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首次提出,要“从源头上逐步减少儿童留守现象”,“到2020年,儿童留守现象明显减少”。这份史无前例的高规格文件,还明确规定了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部门职责:由民政部牵头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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