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开始的努力

　　在2015年5月之前，家住洛阳的王娜娜过着从家到小广告店“两点一线”的生活，她不爱惹事，怕麻烦，全部生活围绕着丈夫和两个孩子。

　　那时，似乎一切对王娜娜来说都可以“凑合”，生活上奉行着“差不多就行”的态度，随着王娜娜发现自己被冒名顶替上学，这一切都开始改变。

　　2003年，王娜娜20岁，她参加高考，却没等来录取通知书。但直到2015年5月她才知道，原来自己当年并不是没考上，而是有人冒用了自己的身份，夺走了本该属于她的上学机会。

　　她找到了那个“假王娜娜”，这个人名叫张莹莹。

　　王娜娜只跟张莹莹通过一次电话，对方说“一个破学校你折腾啥，就算你考上了，也不一定能当老师”。后来张父面对媒体时解释，这是当时女儿很慌张时说的话。

　　对于为此事已经奔波多日的王娜娜，这种说法无疑是火上浇油。

　　今年1月26日，王娜娜见张父，张父坚持赔钱了事，而王娜娜则要求张莹莹必须先注销学历信息再谈其他，两边无法谈拢，因为对张父来说，注销学历就意味着女儿将失去工作。

　　“北风刮着眼泪跑。”王娜娜说她当时哭了，“那时候我总是想，这破事为啥偏偏发生在我身上？为啥是我？”

求助媒体之后

　　王娜娜最后拨打了河南本地媒体的电话。今年2月24日，报道刊发，引起了轩然大波。

　　“没有想到媒体报道后的效应。”2月25日，在报道后的第二天，几家媒体的记者涌入王娜娜家中。那时，王娜娜虽然很有表达欲望，但却手足无措，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从哪儿说起。

　　“那时候的采访好多是半推半就的，然后看到记者报道，无论那些报道怎么写，我都会有后悔的感觉。”王娜娜说，她当时会想张莹莹会受到什么样的压力，会想她的工作还能有么，她会不会被网民“人肉”。

　　网友对假王娜娜的谩骂，一度让她怀疑自己说出这些事情的意义，但是“难道我是该沉默的么？”

　　“有媒体问我要她的照片，我拒绝了，我不想这样。”王娜娜一心期待张莹莹可以跟她道歉，“总是会看短信，看手机，看到来自周口本地的未接来电都会打回去，想着会不会是她。那时候我觉得这还是两个人的事，她偷走了我最宝贵的入学机会，不应该好好面对我，跟我道歉吗？”

　　王娜娜一开始似乎并不想把这件事情“闹大”，可王娜娜始终没有等来张莹莹的道歉，也没有等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从媒体到律师

　　“我们是来还原事件真相的。”在2月24日媒体报道此事之后，周口方面来了“娘家人”，希望调查清楚事情真相。那时候，周口已经成立了调查组，要彻查此事。

　　王娜娜说，她把能想得起来的所有事都说了，连续说了几个小时。那段时间她拒绝了媒体的采访，一心等待官方给她正义。

　　“3月19日，有个记者打电话问我30万的事情，说结果出来了，官方确定我曾经要过30万。”王娜娜赶紧打开手机看，“一看就蒙了，先是说我不能申请贷款的情况不属实，又说我要过30万，然后公布了9个人被处分。”

　　与此同时“骗子”、“唯利是图”等一系列网友的指责，都涌到王娜娜的眼中，在她看来，30万元只是两方协商时，自己面对学校要求写具体金钱诉求时顺手填的，且是基于注销学历信息的基础，而且这是最初的诉求，她向学校提交的新诉求上，一个字也没有谈钱。“那几天都很恍惚，晚上睡不着，经常想着想着就哭了。”

　　这次调查结果，王娜娜不满意，网民跟媒体也不满意。周口官方回应媒体称，此事经办人是张莹莹的舅舅，人已去世，线索中断。

　　王娜娜说，这是她跌到谷底的时候，“我觉得现在就算我说什么也没人信了，那么交给法律会不会好一点”。她不知道事情会如何发展，她决定去寻找那封被媒体报道中引用的“张莹莹”本人的道歉信，再决定之后怎么办。

　　“一开始学校不想给，我说那到底给谁道歉。”王娜娜说，在媒体的陪同下跟学校周旋很久，才拿到了这封道歉信，她要原件，学校不给，给了她个复印件。

　　“整篇只有139字的道歉信，还有错别字，只说对我造成了影响，学校还拒绝给我原手写信。”王娜娜说，拿到信的那一刻，她决定接下来的一切交给法律。

　　见律师，签协议。她很快宣布，自己有了律师，并会配合律师申诉自己的权利，“人情应该是知冷暖的，而不是一再用来伤害。”

娘家来的人们

　　“现在的调查结果，更像一个处理通报，而不是调查报告，如果在王娜娜的要求下不能公开，那么我们会向当地政府申请要求公开。”王娜娜的代理律师李文谦在3月24日公开向媒体表示，调查报告必须要公开，并且提出了包括要求张莹莹本人道歉、追责等一系列诉求。

　　随后，王娜娜娘家的村干部追到了洛阳来见她，问她有什么诉求。“都是邻居，算起来我还得叫舅，不见不合适，见了话怎么说，人情的面子怎么办。”王娜娜说，最终是她的公公见了对方。4月2日，王娜娜根据律师要求，向周口官方邮寄了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公开调查报告。

　　4月4日，她再次收到这位舅舅的短信，告知县里面的领导想来见她，她没有回短信。但是之后远在老家的母亲打来电话：“你上次都没见，这次不能不见，你要不见，他们也会叫上我去，你总不能不见我吧。”

　　王娜娜说，母亲当年卖菜养猪含辛茹苦送她去上学，“我又出嫁了，照顾家里又少，我不想让我妈伤心。”即使是这样，她仍然告诉母亲，不想见，也不想再说什么。

　　这期间，她的四个舅舅分别给她打过电话，“都是老家的父母官，你还是见见吧，算是给我们面子”。王娜娜说，她觉得得罪了娘家的亲人，明明是自己的事情，牵扯一堆人进来，“调查期间我见了，结果是怎样呢？”她一问这句话，亲戚们就不说话了。

　　第二天，王娜娜老家沈丘县分管教育的副县长和周口职业技术学院的领导，还有村干部，直接出现在她的广告店门前。“还是问我诉求，我说我的诉求早就通过律师公布了。”

　　王娜娜的律师李文谦说，周口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曾直接找到他在北京的工作地点，希望了解王娜娜的诉求。“本身这些都是基于法律申诉的诉求，也不可能更改。”李文谦说，他还是见了对方，明确表示现在走法律途径给她公道，是对王娜娜最好的补偿。

　　4月15日，王娜娜收到了信息公开延期的答复通知书，表示事件仍在调查，延期15日答复。“这15天很平静，这份盖了公函的通知书让我意识到，法律真的可以替我说话。”王娜娜第一次觉得，自己不再是那个求助者，在律师的帮助下，她正变得自信，学会自己去争取合法权益。

“公民的权利”

　　4月29日，详细调查结果公布的第二天，这是王娜娜忙碌的一天。

　　当天下午，王娜娜一边对电话那头的记者说着“抱歉、稍等”，一边飞快而用力地敲击键盘。电脑的另一边，是她小广告店的客户，她在QQ对话框里飞快地回复：“好的，设计完了，我马上就做好展板”、“我老公已经去送了，不会耽误你们五一用”。她甚至一边敲打，还忍不住念出来。

　　这次采访一直断断续续，直到王娜娜的孩子跑来埋怨，“你们不要打电话了，我想出去玩。”王娜娜很为难，对面的记者却主动对她说“陪女儿重要”，王娜娜回答说“谢谢”。

　　这已成为王娜娜最近生活的常态，她每天要接很多电话，记者的、政府人员的、律师的，她已经变成了一个自信并善谈的女人，她很清楚该用什么样的措词准确表达自己的想法。她不再感到无力和委屈，甚至已经很认真地计划去“读一次大学”，圆一下自己的梦。

　　王娜娜注册了微博名字叫“王娜娜本人”，“我也不知道怎么加V，粉丝很少”，但还是有网友知道是她，也有人问询她如何维权，表示佩服她的坚持。

　　“如果没有惩罚，人们做错事总是没有任何代价就总是会循环，不是么？”在写给网友的回复中，她热情地分享自己的每一步，感受每个人对自己的肯定。

　　“我的律师那天跟我讲到公民的权利，我以前只知道自己是人民，我觉得好奇，就查了下意思。”王娜娜一字一字念道，“公民指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根据该国的法律规范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

　　她对这个说法感到新奇。王娜娜问律师，她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一个公民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李文谦对她说是，这是她应该得到的，也是因为她的坚持不放弃，才有了如今的结果。

　　从去年5月到今年的4月底，王娜娜这一年的经历，在外人看来很辛苦，她却对北青报记者笑着说：“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一件事让人成长的例子？我如果下一步能自己考上大学，是不是也可以熬一锅心灵鸡汤？”（本版文/记者 王晓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