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公办教育配置,弱化家长和私营培训市场的卷入
对照以上三条,可见日本何以实现了“减负”又反思“减负”。其一,人口减少、高校大肆扩招致使高等教育录取率陡增至90%以上,大批学生入学使得大学失去选拔性,基础教育学习目标松弛,是学习变轻松的决定性因素。其二,日本政府对私营教育机构管制不多也缺乏手段,主要依赖市场机制,长期下来能够提供个性化教育、提高教育水平的机构几乎全部属于私营机构。虽然总体录取率大增,对于希望上一流大学的学生而言,竞争依然激烈,家庭负担、学业压力依然很重。其三,认识到“宽松教育”政策实施过了头,日本政府下决心扭转政策方向,有计划地提升基础教育的课程标准,增加必修内容和学业挑战度。2008年开始,小学课本增加25%的页数被视为转折性标志。
中日两国相似的社会背景,使得日本30多年“宽松教育”的经验教训对我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相似性包括同属于东亚儒家传统文化圈具有很强的学历社会意识,家长努力供孩子上学、希望上好学,人口直接影响考试竞争激烈程度。以及经过一段时期经济保持高增长,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家长既希望孩子在学业竞争中优胜,又不希望孩子学习太辛苦,全社会批判“应试”,呼吁“减负”。另一方面,中日政治经济体制不同,政策抓手和落实条件也很不同。我们认为,我国更有可能通过强化公办教育配置来弱化家长和私营培训市场的卷入,在育人和应试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我们还建议全面振兴公办教育,激活公办课外教育,为家长减负,释放中产家庭的生育意愿,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元的学业挑战,同时为国储才选才。
(作者为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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