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商务印书馆创办于上海。创立之初，正值中国岁月动荡、风雨飘摇。正是在这样艰难的时局之下，商务印书馆竭力继承中华文化，积极传播海外新知，办教材、出杂志、印古籍、译新书，在夹缝中探索着“开先启智、守正出新”的道路，对近现代新思想、新文化、新学说的传播贡献巨大，与北京大学一起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

　　无论是较早在福州设立分馆，还是一批批福建人接续参与出版、发行、编译以及经营管理，商务印书馆与福建都有着千丝万缕的深厚渊源，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

福州分馆是较早的分支机构之一

　　福州分馆是商务印书馆在全国较早设立的分馆之一，也是省外出版发行机构在福建设立的首家分支机构（商务印书馆在福建设立的另一个分支机构是厦门分馆）。1906年5月，商务印书馆在繁华的南街花巷设立福州分馆。福州清末举人高向瀛参与筹办福州分馆并成为首任经理，因此被誉为“福州分馆的拓荒者”。

　　据《福州市志》记载，商务印书馆福州分馆刚开办时仅10余人，年营业额有10余万元（银元）。至1933年，人员发展为28人，年营业额达30万元。

　　福州分馆以发行教科书为主，其次是销售商务版的各类图书、画册，兼营文具、仪器和原版外文书籍，书籍主要来自上海总馆，并通过批发、代理等形式，将图书发行到闽东和闽北。福州分馆也协助总馆协调沟通与闽籍或闽地作家之间的业务联系。

　　抗日战争期间，由于运输需要，福州分馆曾在南平设立办事处，中转各地运来的图书。福州二次沦陷时，馆中大部分人员撤往永安，并设立分销处。抗战胜利后，全体人员才重新迁回福州。

商务印书馆中的闽籍知识分子

　　在商务印书馆一百多年特别是早期发展历程中，来自福建的知识分子群体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31年，在商务印书馆供职30年的元老庄俞做过统计，该年商务印书馆总馆中福建职员共45名，位列江苏、浙江、安徽之后而居第四，而来自福建的知识分子大多位居要津。

　　在这些闽籍知识分子中，高梦旦可谓是商务印书馆的灵魂人物。高梦旦历任商务印书馆国文部部长、编译所所长、出版部部长等职。他为人严谨持重，求真务实，思维敏锐，对时局的判断高人一筹，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总公司的张元济常与其商谈要务，倚为左膀右臂。

　　20世纪初，高梦旦把握国民教育发展动态与方向，提出以分科编辑的方法编写《最新教科书》并付诸实施。1904年底，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国第一套小学国文教科书，开辟了具有学科意义的语文教科书的历史新纪元。而后高梦旦又建议张元济编写《新字典》和《辞源》，并亲自参与编写，两本工具书开创了我国现代出版工具书的先河。

　　从此，张元济、高梦旦始终主导着教科书的出版工作，商务印书馆编写出版的新教材盛行了十余年，久立行业鳌头，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教科书的基本格局。张元济等人更从此为商务印书馆确立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发展宗旨。

　　作为商务印书馆的高层人物，高梦旦虚怀若谷、举才纳贤、提携后进，为商务印书馆举荐了大批有用之才。出版史专家汪家熔评价高梦旦“因思维周密，断事虑无不中，故总公司凡遇重大进退，皆取断于高，张元济视之如左右手；人称之为参谋长”，高梦旦在商务印书馆的地位与威信可见一斑。

闽籍作家是编译典籍的中坚力量

　　商务印书馆倡导新思想新学术，译介西方典籍就是其重要创举。为此，在商务印书馆下设的印刷所、编译所、出版所之中，以编译所最重要，

　　是编译典籍的核心。编译所在近代鼎盛时期下设20多部，职工多达数百人，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完备、影响最大的编译单位，而此时编译所的所长正是高梦旦。此外，编译所还广泛吸纳当时社会上的学术精英，其中不乏一批优秀的福建编辑出版人士。

　　值得一提的是，闽籍出版编辑人的贡献不仅表现在编译典籍上，更为商务印书馆吸引了一批极富才情学识的闽籍作者。其中最为人所熟知者，就是严复和林纾，两人均是福州人。

　　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严复在甲午战败的关头创办《国闻报》，翻译刊发《天演论》，系统地介绍西方民主和科学，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从1903年开始，严复的译著开始由商务印书馆刊行，《严译名著丛刊》等相继出版。1904年商务印书馆发行严复著述的《英文汉诂》一书，在我国首开汉字横排制版的先河。尤其是其翻译的《天演论》更是风行全国，从1905年到1927年共印行了32版，对当时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影响。

　　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林纾与同为福州人的翻译家王寿昌合作，以《巴黎茶花女遗事》译本，开始了他迟来的丰硕著译生涯。在此后27年，他用一腔爱国热血挥就了百余篇针砭时弊的文章，完成了40余部著作，翻译了180余部西方小说，其中仅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林译小说”就多达百余种。

　　可以说，闽籍作家是编译典籍的中流砥柱。正如曾任编译所理化部负责人的郑贞文在回忆时所说：“早期商务所出文哲政经等书刊，福建的作家却占相当地位，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高氏兄弟和当时福建人士如严复、林纾等有同学同年的交谊，鼓励他们写作以丰富稿源。”

新文化中的闽派力量

　　期刊是商务印书馆影响近代思想文化的重要阵地，其发行的期刊《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等，积极传播近代学术思想，引领国内思想文化教育新思潮，在近代中国具有广泛而持续的影响。

　　在商务印书馆创办的数十种期刊中，福建人发挥的作用亦不能忽视。例如，1911年，商务印书馆创刊《法政杂志》，林觉民的堂兄，政治家、外交家、教育家、书法家林长民参与了创办与编辑。1937年，《文学杂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林长民之女林徽因是编委之一，也是该杂志的主要撰稿人。此外，心理学家、翻译家唐钺担任过《教育杂志》的主编。

　　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郑振铎与他主编的《小说月报》。1921年，原籍福建长乐的郑振铎由茅盾（沈雁冰）介绍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辑，次年创办我国最早的儿童文学刊物《儿童世界》。从1923年起，郑振铎任《小说月报》主编，他继承沈雁冰的改革精神，使《小说月报》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也成为倡导“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阵地，一直到1932年因战火而停刊。

　　商务印书馆作为近代出版界的巨擘，在近代文化传播和塑造中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成为文化发展的风向标。百年来特别是在商务印书馆创立发展的早期所集聚的一批闽籍知识分子，为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商务印书馆也为闽籍知识分子参与现代出版实践、发出思想先声提供了平台，这些闽籍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精神气度，对后人也是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

　　2021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当天，在福州市的大力支持下，商务印书馆与福建新华发行集团联手合作，使商务印书馆福州分馆得以在福州新区滨海新城重新开业。跨越百年风霜雨雪，商务印书馆与福建再续前缘，文脉仿佛在此接续，在新的时代继续开拓“开先启智、守正出新”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