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震悲情大合唱中，善良的人们演奏捐款、捐物、捐血的动情音符，我们同灾区人民一起共同体会到人性的温暖。但是，我们也看到，从捐款的整个过程当中也显露出阴暗，甚至是丑陋。

一 穷人捐款，捐出的是一个“穷”字

　　最受灾情震撼的是质朴的百姓，最被煽情打动的是善良的民众，他们的眼泪最便宜，也最珍贵。面对汶川地震灾情，福建的一位骨瘦如柴的贫困老农借100元钱捐款，一位街头手脚并行的残疾人像已经瘸腿的孔乙己最后一次站在柜台前打酒一样，在捐款的桌子前高举起自己的一只手递上自己乞讨来的零钱。老农很穷，穷得只有举债才能献上一片爱心；残疾人更穷，穷得失去健全的肢体而沦为乞丐。可是他们都很富，他们富有的爱心闪烁着人性的光辉，他们捐出的几元钱，比之富豪的百万捐款同样令人为之动容，而且催人泪下！

　　手拿穷人的捐款既盛情难却，却又于心不忍！贫穷是穷人苦苦挣不脱的灾情，残疾是残疾人一辈子的灾害。地震灾害的非常时刻应有非常措施，笼罩在弱势群体身上的贫困阴影也应该受到关注。中国有3亿老人，而拥有社会保险的老人不足6000万人，中国有8000多万残疾人，却有多少残疾人蜷缩在街头，呻吟社会不和谐的音符。建国60年了，现在一年光中央财政的收入达5万亿元，当穷人以浓浓的爱心为地震灾区捐款时，政府也应该拿出钱来关注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这不是捐献，是职责！我们颂扬穷人的爱心精神，我们还看到穷人捐出的辛酸！

二 富人捐款，露出的一个"富"字

　　商人捐款，百万千万的捐，捐出的是钱，挣回的不仅是面子，还是牌子，有点类似于广告费，当然我们不能贬低无视商人的爱心，商人取之于社会，回报于社会。

　　马英九为地震灾区捐款20万新台币（相当于人民币5万元），陈水扁、吕秀莲也为灾区捐款20万新台币，透过捐款看出陈、吕二位顽固台独的骨子里，似乎与马英九先生一样，血液里也流淌着华夏情。

　　商人们报出捐款的数目顺理成章，小马、阿扁等为什么也要报出自己捐出了20万新台币呢？政府官员捐款的多少是不是他们的隐私呢？在民主社会里，美国、台湾、香港，他们应该比我们更珍重、更懂得保护个人的隐私，他们纷纷亮出自己的捐款数目，就像他们亮出自己的家产一样，肯定不是隐私。官员把自己的捐款的数目亮出来，体现的是爱心，展示的是收入，量入而出，爱心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假如马英九是省长的话，马英九捐出了相当于5万元的人民币，那真的省长应该捐出多少钱，又真正捐出了多少钱呢？省长等官员们应该捐出多少，实际捐出了多少是一个谜，这个谜是属于“隐私”问题还是“隐公”问题？马英九在捐款时尚未就任“总统”，当然没有入住“总统府”，住的是马路边、和百姓们住在一起的普通的“火柴盒”房子，马英九就任“总统”依然穿的是缝补过的旧西服和缝补过的旧皮鞋，要说我们的官员拥有的财富都不如马英九的话，这话连鬼都不信，但官员们为什么不亮出捐款的数目以示爱心，并以这种爱心示范社会呢？

　　有一天“希望工程”工作机构接受了一笔1000元的捐款，这笔捐款在当时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工作人员在开据捐款数据时询问捐款人的姓名，捐款人说“你就写一个老党员吧”，工作人员一时非常感动，在捐款人离去的时候她激动地跟在后面目送“老党员”，她看到捐款人上了一辆高级轿车，她记下了轿车的牌照号，后来他还知道捐款人的讲话汇成一本书的稿费就是几百万元，她的单位、她个人都买了这本书。

　　假如一位部级高官为地震灾区捐出200元的话，这个200元应该是一个话题。有人说捐多捐少是个人的心意，但这句话对政府官员，尤其是级别高的官员来说不合适。一个贫困老农捐出100元的借款，高官应该捐多少？官员是税收供养的人，官员是社会的楷模，官员应该多捐一点。作为喉舌的媒体无时无刻不在传递官员教育人民的声音，你要有高尚的情操、高尚的道德、高尚的行为。危难时刻方见英雄本色，官员们捐了多少钱的行动就在教育着他的人民。官员捐款的多少既不是个人的隐私，也不仅仅是个人的心意！

　　但是一个部级官员假如真的是捐出200元，并敢于亮出自己捐出的就是200元的话，那我心里对这位官员萧然起敬。部级官员有部级官员的开销，部级官员的合法的工资收入也不惊人，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曾说过“我和我夫人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也只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大学”，这句话也是部级官员的财产公示。如果部级官员捐出的200元钱既有爱心又有廉洁，那么我对这位高官致以崇高的敬礼！在中国，官员以一个行为来亮出自己的廉洁就如万花丛中一点红，惊艳惊魂！（仅以此段文字回应本博曾发表的《部长捐款200元》）

三 麦当劳门前的逼捐，喊出的是一个“丑”字

　　撇开自己的政府官员，其他任何国家、组织、个人捐款的多少，我们都应该视为是“人家的心意”。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发生的灾难是否捐款，捐多捐少，自有人家的度量依据，可是我们的爱国愤青在媒体的煽情下，指责美国捐出的太少，指责姚明捐的太少，指责麦当劳、可口可乐、肯德基是“铁公鸡”，更有甚者，一群在爱国名义下丢尽国脸的爱国愤青们在四川南充演出了一曲围攻麦当劳门店的闹剧、丑剧。这种行为就如愤青结婚时对愤青的亲戚送来200元贺礼，愤青却大声的责问：你为什么送的这么少？麦当劳门店的围攻闹剧比之家乐福门口的抵制行为，不但失去理性，而且无比丑陋，甚至是丢掉人性。这种“逼捐”行为极大的伤害了捐款人的心，这种行为所暴露的“我的中国心”不但可恶而且令人可怕！当爱国愤青们指责别人，尤其是指责外国、外国企业捐款太少的时候，你是否应当想想你的“逼捐”以及已经暴露出来的如同“逼捐”的各种行为是不是人家少捐的理由呢？或许人家挖根就没有因你的行为而左右捐款数额。中华民族记住的是滴水之恩，亘古罕见的爱国愤青的丑陋的行为不仅仅是愤青之过，如果多事之秋频繁地展示愤青们类似麦当劳门口的爱国行为的话，而这种行为又被冠之以“爱国”的名义予以引导的话，那么“大国掘起”的中国形象形象就是一个“仇”字，好像要产生“我说全村人不好，全村人说我不好”的效应。逼捐就是强奸，有人指责王石不该叫自己的职工只捐10元钱，但许多领导在职工自发捐款后又强迫职工捐出一个指定的数字，这些拿职工的血汗钱为自己长脸的领导更应该被千夫所指。

四 公众对捐款使用上的问安声中，问出的是一个“脏”字

　　自灾后捐款以来，人们对捐款使用的质疑声就不绝于耳，诸如10000元一顶的帐篷，成都富豪小区里出现的救灾帐篷，救灾工作人员吃6000元一席的豪华宴。虽然这些质疑均以谣传而辟开，但是仍然化解不了人们对自己所捐献善款的安全担忧。善款不能善用，并不是捐款人的空穴来风，是一个个活生生的贪污、挪用救灾款的典型事例回放在眼前，是身边官员的恶行“教育”了善良的捐款人，即便是以“逼捐”的形式强迫党员交纳的“特殊党费”，培养、提拔、考核干部的组织部门也不忘记给自己留一点“办公经费”，更不要说党员普遍交纳的党费没有一个透明的公开的收支帐目。即便是在这次地震捐献中，在纪委、法院等部门要严惩不怠的高压下，截至到写本文时候，四川省的有关部门已公布出救灾工作中的66件价格违法违纪事件和96件其他违纪违法事件。数字是枯燥的，事后揭露的丑闻却又是如此的触目惊心！触动的是善良的百姓，触不动的是贪婪的官员。据报道，不是官方的官方，即中国红十字会的各级机构人员工资比当地公务员工资还要高2—3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出国“考察”像进出自家的菜园，而红十字的钱款可都是善款啊！难怪赛车手韩寒捐款数额为零，却自组车队拉救灾物资到灾区自己分发。难怪福建商人赖金土带着商界朋友自发捐款的28万元现金，亲赴四川灾区，夜宿灾区农村，挨家挨户几百元、几千元发放救灾款。不是每个人、每个单位都能够把自己的一点捐款亲自送到灾区，但一两个个别行为连同捐款人对善款的问安声，折射的是对某些人、某些单位的不信任，也就是“信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