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逃亡日本的中国海盗颜思齐和28位结拜兄弟，计划在日本起义，推翻德川幕府，建立华人政权。起义失败后，颜思齐和兄弟们来到台湾，成为继林凤之后第二批集体开发台湾岛的大陆人。颜思齐也因此，以海盗的身份，在海峡两岸被称为“开台圣王”。

　　朝隆庆开关以后，明朝的海禁政策已经废除，沿海商人与政府的主要矛盾已不在，东南沿海算是消停了一段时间。老一代的海商们有散伙了的，也有给打没影了的。但短暂的平静后，新兴的武装团伙还是渐趋兴起了。

　　晚明东南海商的实力，和明朝海军的实力，其实是成反比的。明朝万历年间张居正改革时期至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之前，是中国东南沿海比较安定的时候，那时候经历过剿倭战争和抗倭援朝战争的明朝海军实力强劲，东南海疆安定。但万历中后期之后，随着北方边患日重，海防也日渐废弛，精兵猛将更一拨拨往辽东调，不甘寂寞的海商们再次崛起。隆庆开关后的海商势力，主要以福建海商为主。早期尤以漳州海商最强。

　　明朝解除海禁初期，规定漳州月港为主要通商口岸，沿海商人出海做生意，归港复命，都要在这里办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漳州商人，也就迅速发展起来了。在明朝解禁海禁初期的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月港每年上交的税银，还只有区区五千两。而十九年后的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就上涨到了五万两，号称“天子东南银库”。

　　发展如此迅猛，一是大明朝的生产力太强，当时中国的丝绸、瓷器，还是全球欢迎的“高利润产品”。而中国海商的扩张速度也更强，以日本广岛长崎为例，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在长崎岛做生意的华商，还不到十个人，十年以后，居然就激增到了上千人。事实上当时中国海商的足迹，已经遍布到了从日本至东南亚的整个航线，比如在菲律宾，华人的人口就增长到了上万人。东南外贸，一派欣欣向荣。

　　这段历史，也素来被看做明王朝“对外开放”的时期，但就明朝政府而言，这样的“开放”其实是很有限的，政府对此控制极严，出海的商人，必须要去政府有关部门办理“勘合”，即出海许可证，在许可证上要写明出海的日期，归来的日期。一旦超期，就要遭到严惩。严重的甚至会被没收货物。可是茫茫大海，情况瞬息万变，哪有这么容易能准时回来的？

　　“违禁货物”这条，内容几乎每年都变，基本上是什么货物赚钱，什么就是违禁。以收税来说，在“隆庆开关”后的重点贸易地区福建月港，商业税的征收就几经变化，税收名目多如牛毛，比如有出海的手续费、交易的关税、货物税等等，而且名目经常变化。到了万历后期，万历帝向全国各地派太监强征税赋，沿海地区也未能幸免，当时太监高采在福建横征暴敛，几乎引起民变。

　　已经走向“对外开放”的中国，对于海外贸易的管理依然是粗线条的，更没有出台一部完整稳定的，适合海外贸易发展大势的法律。封建末期的明王朝，与这个大航海时代其实已日益脱节。从万历中后期开始，一度消停的中国东南沿海走私团伙死灰复燃，各个有兵有枪，往来于千里海岸线上，生意也越干越大，一开始，不过是贩卖点违禁物品，后来就开始勾搭连环，在沿海上兴风作浪，打劫往来商旅，甚至上岸打家劫舍，渐成明王朝海防大患。

　　如果仅仅是一群中国海盗也就算了，偏偏这帮人还有“外援”。海商们最早打交道的对象，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当时盘踞澳门，和明朝政府的关系也密切，虽与各路海商势力也常打交道，但碍于明王朝的盘查，外加利益纷争，与中国海商们的争斗也非常多。

　　而盘踞马尼拉的西班牙人，一度是中国海商们的重要合作伙伴，万历中后期起相继崛起的海商势力，其头领大多都曾游走于菲律宾一带。西班牙人统治菲律宾期间，虽然竭力发展与华商的贸易往来。但好景不长，眼见华人赚了盆满钵满，又兼菲律宾华人人口增长太快，红眼带忌惮，令西班牙人多次发动排华运动，在万历、天启年间都曾大肆屠杀菲律宾群岛的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