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上的印记 刻着烽火岁月

　　94岁的陈秀，原本姓丛，1944年当上民兵团团长，带着700多人打鬼子时，因为担心被鬼子和二鬼子抓了家属，改名换姓。

　　90岁的杨其山，一听到狗叫，就会很烦，不是因为怕，那年头，狗叫不仅会暴露游击队，还会引来鬼子，让无辜的百姓遭殃。

　　92岁的洪瑞英，谈起当年十二姐妹烧日货的情景，会不自觉地用力挥着手里的鸭毛扇，仿佛要把烧日货的黑烟、火焰和臭味驱散。

　　烽火岁月里，留在老兵身上的习惯和印记，背后都是一段惊险的抗战故事，我们应该把最高的敬意献给他们。

“战争让我失去很多，却有了一个相守一辈子的老婆”

　　陈秀：为抗日改名换姓

　　临近中午，家住南安市区的陈秀准时开饭，张罗着给卧床不起的老伴于秀龄喂饭，女儿丛丽娜，大多数时候会过来，把老人安顿午休了，再回家。

　　“我本来姓丛的，参加抗日，怕被鬼子和二鬼子抓了家属，就改名换姓。”94岁的陈秀说，1944年，他当上山东丛家庄、随家庄、郭家庄三个庄子的民兵团长，民兵有700多人，作为团长，他就用了母亲“陈秀英”的前两字，巧合的是，后来跟革命伴侣于秀龄，不仅同岁，还都有一个“秀”。

　　吃不上饭还提心吊胆的日子，仿佛就在昨日。“东西都被鬼子和二鬼子搜刮，我们的粮食只能东躲西藏。不过，二鬼子毕竟理亏，比较好对付。”他比划着说，当时最刺激的事，就是背着子弹袋，用高粱秸秆塞满，“整个鼓鼓的，看不出真假，二鬼子害怕，就把子弹和手榴弹交出来”。

　　“一旦暴露，马上就会被抓起来，会怎么死，就不知道了。”他不断挠头，对那段“不知明天是死是活”的经历，显得很不舒服。骗过二鬼子，每次都能掏到几十发子弹，留下一小部分，其他交给游击队，有时也组织一些大活动，“朝鬼子驻地开枪，开完就跑，引诱鬼子出来，让游击队打”。

　　民兵多了，每天晚上都要去鬼子的据点查看。“他跟我们说过，一个来回，就要50华里（注：1华里等于0.5公里），一身都是汗。”丛丽娜，打小就听父亲讲这些故事，日本投降的消息，是从据点的日军都跑光判断的，“他说大家都很高兴，鬼子跑了，不用再打仗，二鬼子也蹦跶不了”。

　　1950年，陈秀和妻子在上海结婚，到现在已65年。他们的故事，之后也成了一桩美谈：2009年于秀龄病危，医生束手无策，陈秀天天陪着讲话，老伴奇迹般挺了过来，活到现在。“没有看到我爸，我妈是不会吃饭的。”听到女儿这么说，陈秀有点不好意思，但握着老伴的手又紧了些，“战争让我失去很多，却有了一个相守一辈子的老婆，够了”。

“战争不是好东西，发起战争的更是坏蛋”

　　杨其山：打狗掩护游击队

　　祖籍河北的杨其山，小学参加学生救国会，15岁当上当地青年抗日先锋队主任，20岁正式参军随部队南征北战。70年来，记忆中只回过老家一两次，“想着到外面杀鬼子，没想到离家后就回不去了”。他和老伴住在篮球比分直播：市区何厝埕，一条幽静古巷里的老房，大概每个月跟儿子见一次面。

　　“他就是耳朵和眼睛稍微不好，其他都健康着！”老伴汤阿婆悄悄地说，他不喜欢狗，一听到狗叫，就会很烦，还会跑出去看。

　　“当时我们还小，拿鬼子和二鬼子都没办法，只能帮游击队做一些掩护、报信工作，狗就很讨厌，老坏事。”杨其山说，村里是片平坦的庄稼地，一抬头就可以看见5座炮台子，那是日军的据点。游击队来了，狗会叫，鬼子的摩托车就会开出来，没碰到游击队，就会开枪打百姓，“太坏了”！

　　对狗的厌烦，由此产生。“当时，我们去把狗打死，附近几个庄子的狗，全都打死。”点上一根烟，杨其山用力吸了两口，想了一会，笑了起来：主人自己打，死狗就留着，先锋队打，死狗也要拖走，“就有狗肉吃了，还受到游击队表扬”。

　　大部分时间，杨其山都不说话，非常安静。“我在厨房做饭，边上就是书房，他在看书写字，可以一句话都不说！”汤阿婆说。“没有必要的话，就不要多说话。”杨其山1944年参军，做后勤工作，负责筹措物资，有时候还要跑很远，到集市卖些东西，“不能多说话，容易暴露身份”。

　　“我不跟孩子讲战争的故事，因为战争本身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发起战争的更是坏蛋！”每天清晨6点，只要没大风暴雨，他都会骑着一辆六十年代的“老爷车”，在静谧的古城转上一圈，骑到江滨公园静静抽一根烟，然后一个人静静地回家，继续过日子。

“年轻的时候不怕死，做了一点事情”

　　洪瑞英：十二姐妹烧日货

　　“我其实没什么大贡献，年轻的时候不怕死，做了一点事情，就像整个革命事业大海里的一滴水。”这样一句话，南安市码头镇金中村92岁高龄的洪瑞英用闽南语念出来，一遍又一遍。

　　“我没有见过日本人，但抗日活动还是有的。喝血酒，义结金兰！”她说，当年她组织十二姐妹会，游行、刷抗日标语等都要走前面，起到带头作用，别人壮胆就会加进来。当时，附近村里还有商店卖日本的东西，主要是布匹、胶鞋，引起大家反感。“一开始没人敢去，我们就带头，先喊口号，再把东西拿出来，在店门口烧起来，味道很臭，黑烟很大，店主也不敢说什么，毕竟这是日本货。”洪瑞英用力挥着手里的鸭毛扇，仿佛要把黑烟、火焰和臭味驱散，回过神来又有点不好意思，“大概就是这样了”。

　　70年过去，当年的十二姐妹，现在还活着2个，洪瑞英和李秀凤。“我俩同岁，她后来退出，我坚持下来。”洪瑞英说，当年她15岁，18岁加入地下党，2个月打通仙游、永春、南安到晋江沿海交通线，“随便一次意外，我就没命了”。

　　洪瑞英恨日本人，是由于在印尼的父亲，本来每月都会寄2元回来，战争爆发后就断了，一家老小只能喝西北风，后来共产党员到村里，她就申请加入，1941年得到组织批准，还拿到一本《列宁文选》，她珍藏74年，去年12月捐给南安市档案局，“给子孙后代怕丢失，档案馆是最好的去处”。

　　“她以前都不怎么说的，这两年要我帮忙找资料、复印，谁想要，只要用途正当，她都给。”儿子林瑞阔说，现在家族有60多个子孙，也都知道老人是老革命，回来看到一些证书、勋章，就会问起，老人很高兴，一讲起来甚至会忘了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