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石建国

　　近日，《李鹏回忆录(1928—1983)》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电力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该书生动记述了李鹏同志童年时代、求学进步、参加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历史。他从一个经历者、见证者的角度为我们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艰辛而伟大的历史进程。

　　一幅光辉的共产党人的群像

　　李鹏同志在其回忆录中，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共产党人的群像。他们出身不同，生活道路也不同，但为了救国救民的同一个目标而汇聚在党的旗帜下。他们在革命的舞台上，以自己的方式，展现出光辉的形象。

　　他们追求真理，有着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无论是在白色恐怖的革命岁月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曲折发展时期，始终如此。在回忆录中，李鹏同志向我们讲述了他的父母和他的五舅赵世炎、三姨赵世兰的革命故事。他们出身于富裕家庭，后来都成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早期的共产党员。他的父亲和五舅还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大革命失败后，李硕勋受党组织委派，只身赴海南从事革命工作。由于叛徒出卖，他在海口不幸被捕。狱中的李硕勋受尽酷刑，以至两条腿都被打断了。但他却始终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坚贞品格，宁死不屈，最后慷慨就义。李鹏的三姨赵世兰是一位革命老战士，一贯忠于革命、忠于人民，在“文革”中饱受磨难，但她坚决否认自己是叛徒的污蔑之词。在弥留之际，她将自己的存款除少许留给工作人员和困难亲属外，全部都交了党费。他们的革命事迹，影响了李鹏的一生。

　　他们舍身忘我，诠释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在回忆录中，李鹏同志记述了他的父亲在刑前写给他的母亲的绝笔信：“死后勿为我过悲，惟望善育吾儿。”从这封信中，我们看到了一个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共产党人，面对敌人屠刀的慷慨与从容，看到了一位28岁的丈夫和父亲，同普天之下的丈夫和父亲一样，对自己的妻子和尚未满3岁的儿子所怀有的真挚而难以割舍的爱。在李鹏的记忆里，像他父亲这样的革命者还有很多。在党内被称为“革命的母亲”的夏娘娘，也给李鹏以深刻的影响。夏娘娘出身书香门第，能识文断字。但为了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她和自己的女儿夏之栩、女婿赵世炎都先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20 世纪30年代，夏娘娘和女儿夏之栩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监狱里受尽了折磨，但她们母女和其他战友们都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当快10岁的李鹏从夏娘娘那里得知父亲牺牲的事情后，他突然意识到了自己肩负的重任，下定了长大后一定继承父亲革命遗志、继续干革命的决心。

　　他们视烈士后代为己出，无私关怀，精心培养，高扬着“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传统美德，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幅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坚定实践者，而且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真正继承者的光辉形象。毫无疑问，在李鹏同志的心中，在他的笔下，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堪称这方面的楷模。他们对烈士子弟的成长与进步倾注了很大的心血。甫一见面，周恩来看到李鹏有点驼背，就对他说，可不要驼背，要挺起胸膛，这样身体才健康。以后每次见面的时候，他都要看看李鹏是否还驼背。有一次，周恩来让李鹏念《新华日报》给他听，李鹏很流利地念了一遍。然后周恩来再让他讲一讲这篇社论的要点。李鹏根据自己的归纳讲了几点中肯的意见，周恩来听后大加赞赏。此事在重庆曾家岩一时被传为美谈。50多年后，宋平同志的夫人陈舜瑶大姐还曾当面向李鹏同志求证此事。在李鹏开赴东北之前，周恩来叮嘱他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还要在思想上入党，在斗争中接受考验。60年代初期周恩来总理到沈阳视察工作期间，特意会见了李鹏等四位烈士子弟及其配偶，详细询问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正因为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对李鹏等烈士子弟的这种特别关爱，李鹏等都亲切地称呼他们为“周伯伯”和“邓妈妈”。也正因为这一称呼，才有了后来社会上李鹏同志是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养子的讹传。其实，在中共党内，不只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毛泽东、任弼时、陈云、李富春、蔡畅、聂荣臻等同志，他们同样对李鹏等烈士子弟的成长和进步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在他们这里，李鹏同志不仅得到了亲人般的温暖和关怀，而且获得了追求真理、追求光明与进步的信心与力量。

　　透过李鹏同志记忆中的共产党人群像，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先进的群体，一个担负着中国革命和建设重任的伟大群体，正是他们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引领了中国前进的方向。他们的坚定理想和高尚情怀，内化为千磨万击还坚劲的不屈不挠的力量，成为我们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他们的事迹，成为激励后昆的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教材。

　　一本生动的党史、国史读物

　　李鹏同志在回忆录中，结合自己的经历，从一个侧面向我们描述了党和国家历史上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为我们学习和研究党史、国史提供了新的材料和新的视角。

　　李鹏回忆录中提及的重大历史事件，有一些是我们在党史、国史的教材上读到过的。但李鹏作为战斗在第一线的实际工作者，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我们讲述了一些新的材料和具体细节，从而使我们更加真切地了解这段历史。比如以往对解放战争时期历史的研究，学者对军事方面关注较多，对后方接管工作，特别是对接管工厂、民主改革和生产恢复等历史关注较少。在这方面，李鹏关于哈尔滨油脂厂的接管与恢复生产的记述就显得非常难得。1947年7月初，李鹏担任了哈尔滨油脂厂协理兼支部书记，这个厂原来是英国人投资开办的，我方接管后遇到了一个技术难题。油脂厂用油压机榨油，所用的过滤垫布是从日本进口的，但战后日本已经不生产这种产品了。在存货快用光的情况下，我方技术人员根据在延安的生产经验，设计了一种用马尾毛掺和在羊毛中进行混纺的材料，以增加垫布布料的韧度，从而很好地解决了这个技术难题。为此李鹏他们还成立了一个纺织厂，专门生产这种马尾毛和羊毛混纺的专用垫布。工厂民主改革也是李鹏在东北参与的一项重要工作。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召开以后，李鹏同东北工业部工矿处的3位同志前往吉林中南部的夹皮沟金矿，开展民主改革运动的蹲点工作。在那里，李鹏等人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通过与工人交心谈心，广交朋友，他们逐步摸清了矿里的基本情况。依靠思想品德较好、政治表现突出的工人，建立起了党领导下的新的管理机构，完成了该矿的民主改革任务。李鹏同志的讲述，不仅使我们具体地了解了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接管工作与民主改革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而且让我们看到了党的群众路线在其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和取得的巨大成效。可以说，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是我们党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生产、逐步开展各项民主改革的强大武器。

　　在回忆录中，李鹏同志以他的视角描述的历史重大事件还有许多，如延安整风和大生产运动、抢占东北、毛泽东访苏、“大跃进”运动、批林批孔运动、唐山抗震救灾，等等。这些回忆，为我们了解这些历史事件提供了许多难得的细节性材料。

　　还有一些重大事件，是我们不知道或知之不多的，李鹏也作了详尽的描述。比如1970年6月18日凌晨周恩来总理接见水电会议代表。周总理在这次会议上讲话的方式很奇特，他拿出水电部写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开展增产节约的报告，一边看，一边问，一边发表评论。会议气氛十分生动活泼，与“文革”以来那种紧张的气氛截然不同。当周总理翻阅到报告中关于打破“洋教条”的句子时，他说：这句话写得好，我们许多企业都是按照苏联企业的方式照搬照套出来的，妨碍了广大工人群众积极性的发挥。说到这里，他看了看出席会议的名单，点了李鹏的名字。他问：李鹏同志，你有没有“洋教条”呢?李鹏回答：我在苏联学习了那么多年，我所工作过的电力企业也都受到苏式教条的影响。接着总理又问：你对工人是不是有管卡压呢?李鹏回答说：有，这主要是用一些繁琐的规章制度对工人进行管卡压，妨碍了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发挥。总理插话说：规章制度还是要的。比如说，带电作业那么危险，没有严格的作业规定那是要出人命的，我们反对的应该是规章制度中那些过于繁琐的部分。总理看到出席人员名单的时候还注意到北京的电力机构。他说，为什么北京设立那么多电力的管理单位，又是电业管理局，又是电力建设局，还有供电局，能不能合并起来，机构精简些才好。李鹏同志的这些回忆，不仅填补了历史空白，比较珍贵，而且赋予了历史鲜活灵动的秉性，可亲可信。

　　同样的例子还有李鹏关于党的十二大有关情况的描述。据他的回忆，陈云在会上专门讲了新老交替问题，中心意思是要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中青年干部要德才兼备，德重于才，其中5种人不能提拔，即造反起家的、帮派思想严重的、打砸抢分子、反对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路线的、严重违法乱纪的人。十二届一中全会闭幕后，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同志接见新当选的39名年轻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陈云拉着李鹏的手说：多年不见了。李先念说：久仰，久仰。邓小平说：你爸爸是李硕勋，我们熟得很。聂荣臻说：你妈妈身体可好?从李鹏开始，每个人都和中央领导同志握了手。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描述，使领袖爱才、惜才的心情跃然纸上。李鹏读懂了领袖拉家常式话语背后的深意，在当选中央委员后，他写下了几句自勉的话：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有理有节，不要以势压人，对上对下都一样，态度和蔼，耐心说服，处处严格要求自己。类似上述这样我们知之不多的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材料，在李鹏的回忆录中还有很多，如关于1977年工业学大庆会议、龙羊峡抗洪抢险的回忆，等等。回忆录披露的这些具有补白性质的材料，对于丰富和深化党史、国史研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回忆录展示的李鹏同志对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所思、所感，则为我们今天学习、研究和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提供了参考、借鉴，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一部浓缩的电力工业简史

　　电力工业是先行工业，对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至关重要。在任弼时同志的建议下，经过自己的慎重思考，留学苏联的李鹏选择了莫斯科动力学院水电专业。自此，李鹏与中国的电力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其回忆录的内容来看，近三分之二的篇幅都与我国电力工业的发展与改革有关。细读下来，我们能真切感受到我国电力工业所发生的重大变化。

　　一方面是电力国产化水平和建设能力不断增强。在回忆录中，李鹏同志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丰满水电站、唐山陡河电厂、天津大港电厂、龙羊峡水电站、红水河电站改扩建和新建情况。丰满水电站始建于日伪时期，1948年由东北人民政府接管时，只有2台7万千瓦的发电机组，但却是我国当时最大的水力发电站，后被确立为苏联援建的一五六项重点工程之一，进行了改扩建。当时丰满安装的发电设备全部来自美国、苏联、德国等国家，我国还不能制造这些设备。李鹏同志作为中国电力事业的建设者和领导者，就是从这里起步的。到70年代扩建高井电厂、建设唐山陡河电厂、天津大港电厂、大同二电厂时，我国已开始使用国产机组。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电力企业只有水电和火电两种。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考虑建立核电站。受国务院委派，李鹏率领中国核电代表团赴法、英两国考察并顺访芬兰。我国第一座大型核电站——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就是中外能源合作的成功尝试。李鹏同志在其回忆录中，对中法、中英有关核电的谈判和我方的决策过程都有详尽的描述。

　　另一方面是电力体制的改革不断推进。在回忆录中，李鹏同志还详细介绍了1979年5月和1980年1月的两次全国电力工作会议、1980年4月的水电座谈会、 1980年5月的全国电网经济调度会议和1980年7月的全国电业安全生产会议，以及成立华北电管局、山东电力上划、水利部和电力部合并等重要事件。这些会议和事件比较全面地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电力体制改革从酝酿到启动不断推进的历程。其中既有艰难前行的无奈，也有凯歌高奏的喜悦。华北电管局的成立就是一个好事多磨的例子。经济形势的发展要求成立华北电网，李鹏作为决策者，详细论述了华北电管局成立的来龙去脉。由于此事涉及中央和地方、党务和行政、发电和供电等诸多问题，需多方协调，该项目从酝酿起步到环网运行，历时5年。再如扩大企业自主权问题。1980年京津塘电网生产人员发了人均5 元的奖金，李鹏同志回忆，这件事在电力部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认为这违反了财经纪律，从而引发了华北电管局究竟是行政机关还是企业的争论。虽然在李鹏同志据理力争下，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但也由此折射了当时企业改革之难。当然，电力体制改革中先进的例子也不是没有。如在加强电力集团管理方面，山东电力上划电力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上划这件事涉及中央和地方财政、计划、人员等问题，需电力部、财政部、山东省“两部一省”共同协商解决。由于两部一省的领导都从国家大局出发，亲自动手，密切配合，一抓到底;经办人员积极主动，认真负责，从正式商谈到文件印发，总共只用了10天的时间。此事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肯定，也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好评，他们感叹说，如果我们国家机关的办事效率都像这么高就好了!1980年2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关于山东电力工业划为电力部直接管理的新闻，并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示改写了短评，肯定电力工业应实行集中管理的体制，有力推动了当时的电力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