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民告官难见官！抚顺一把手为何愿出庭

　　各类行政疑难案件频频出现，“一把手”再不出庭的话，案件审理难度特别大。

　　群众“告官不见官”，似乎是人们记忆中行政案件的常态。2017年上半年，抚顺市行政机关负责人高出辽宁省平均数两倍还多的出庭应诉率，却动摇了大众脑海里的刻板印象。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抚顺将行政机关负责人应诉列入绩效考核，辅以配套制度，逐步破解群众“告官不见官”困局，使行政负责人出庭成为化解行政争议的助推器，各方均可受益。

　　“3年出庭应诉8个案子”

　　今年7月28日，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法庭内，抚顺县副县长陈跃刚作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坐上了被告席。“2014年5月到抚顺县挂职以来，这是我出庭应诉的第8个案子了。”

　　抚顺中院行政庭庭长王昱介绍，2013年全庭收案93件，去年这个数字翻了4倍。2015年行政诉讼法修正后，“民告官”受理案件门槛降低、受案范围扩大直接导致了行政诉讼量呈井喷式增长。

　　半月谈记者调研了解到，抚顺市因征地补偿引发的行政诉讼从2013年底开始增多，这类纠纷原告人数众多，民告官却难见官，矛盾不易化解。抚顺中院由此开始思索如何促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次年，该院提出了一份《关于建立抚顺市行政机关负责人行政诉讼出庭应诉制度的建议》，详细列出15条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具体规范，包括哪个部门对这一工作负有指导、监督和协调职责等。

　　此后，经抚顺市委政法委强力推动，抚顺市监察局等机关相关负责人共同商定“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常态化”的落实方案。最终，这一要求列入《抚顺市县(区)和市直部门目标绩效考核方案》，所在栏目分值占到总分值的15%。这有力确保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逐步提升。

　　“一把手”应诉受益多

　　在抚顺中院行政庭的办公桌上，经常摆放着某某行政机关负责人到庭参加庭审的传票。几年间当地两级法院与党委、政府密切配合抓落实，“一把手”出庭应诉日益成为常态。

　　“只有遭遇地震、洪水等不可抗力时，负责人才可不出庭，但也要提供情况说明，加盖公章，负责人签字。”王昱表示，如果行政负责人不愿参加庭审，会向其主管领导口头反映，告知再不出庭就要发出司法建议书。今年上半年，抚顺中院行政庭没有发出过一份司法建议书。

　　2014年9月，《辽宁省大伙房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出台后，大伙房水库周边一级保护区内严禁种植农作物、养殖水产，对已经种植的农作物铲除后给予适当补偿。保护区内二伙洛村部分村民因对补偿标准不满意，不顾政府劝阻继续种植，政府部门强制铲除时，与5位村民发生纠纷。村民遂状告东洲区政府，副区长彭伟参与庭审，最终达成了行政和解，化解了矛盾。

　　作为原告之一的村民刘文忠说：“从来没想到会在法庭上见到这个级别的领导，彭副区长耐心听取我们的诉求，与我们商量怎么和解、怎么赔偿，这样的态度老百姓信服。”

　　抚顺县长李正古认为，遇到“民告官”只有积极应诉，才能更全面了解案情，更彻底解决问题，案结事了，不留后患。

　　“普法前置”带来正效应

　　采访期间，一些曾出庭应诉的行政负责人吐露心声：出庭，就是为了表达政府正视问题、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同时也督促自身学法、懂法、用法。

　　“全市首例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案件，出自抚顺县。” 抚顺中院院长吴廷飞说，去年审结抚顺县8件案子，相关负责人出庭7件。在其他县区，有的负责人出庭还会发言辩论，特殊原因不能出庭也会出具书面材料。

　　自2015年起，抚顺中院行政庭面向各行政机关开展普法活动，做到“普法前置”。“从审判实践出发，讲授相关法律如何规定，以及不依法行政带来的严重后果。”王昱向半月谈记者介绍，这使得行政机关出庭前的准备工作更加完善，庭审的质量和效率显著提升。

　　【专家点评】 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雅、辽宁省社科院研究员张思宁：

　　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是促进政府依法行政、提升政府公信的标志，不过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民告官不见官”的顽疾始终存在。抚顺市法院牵头督促，党委高度重视并搭建配套制度，严格考核，以完善的联动-互动-反馈机制使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上升明显，整套做法颇具启发性和借鉴意义。(半月谈记者 范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