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安岭实践运用“第一种形态” 防止小过错演变成大问题

　　“从开始的言行不检、行为不端，到接二连三放松纪律约束，最终到贪得无厌的自我放纵，很多党员干部腐化堕落，最初都是从小处开始的。感谢党组织的提醒和‘敲打’，帮我及时认识和改正自身存在的问题。”回忆起在县政府党组民主生活会上作检讨的情形，黑龙江省塔河县副处级干部张某某至今印象深刻。

　　如今的他，无论是在“八小时内”还是“八小时外”，都会时不时地反省自身言行，生怕哪里再出了问题。

　　据了解，2016年5月，因酒后在公共场合言行不当，张某某受到大兴安岭地区纪委的批评教育，塔河县政府党组专门召开民主生活会，责令其作出深刻检讨。县委书记、县长在民主生活会召开前，还分别对张某某进行了一对一谈话，针对问题谈出“痛感”，让他充分认识错误，作出深刻检讨。

　　“因为此事受到警示的不只是他一人，通过民主生活会，党组所有成员都受到了教育，纷纷以此为镜、对照检查。”塔河县政府党组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这是大兴安岭地区各级党委、纪委用好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强化党内监督的一个例子。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提出，就是要突出抓早抓小、动辄则咎，对苗头性问题或轻微违纪行为早发现、早处置，防止小过错演变成大问题。”大兴安岭地区纪委有关负责人结合具体实践告诉记者，实践运用“四种形态”，最关键、最难的是用好“第一种形态”。

　　按照中央纪委和省委、省纪委的部署要求，大兴安岭地委、地区纪委结合本地区工作实际，在不放松后三种形态、保持反腐高压态势的同时，把“第一种形态”作为重中之重积极践行、扎实推进。

　　2015年以来，大兴安岭地区先后出台《关于推进落实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的实施意见》《关于对领导干部进行谈话函询的暂行办法(试行)》《地级党政领导干部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提示反馈实施办法》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以“有形抓手”落实“无形责任”，为“第一种形态”落地生根提供有力遵循。制定《关于践行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暂行办法(试行)》，明确谈话函询了结、“面对面”初步核实了结，以及经纪律审查后仅给予提醒谈话、警示谈话、批评教育、责令整改、召开民主生活会批评教育、通报批评、诫勉谈话等措施的，属于“第一种形态”。

　　“大兴安岭地区地处偏远、地广人稀，当地居民又重人情好面子，同志之间鲜有‘红脸出汗’的。”该负责人毫不避讳地指出了当地实践运用“第一种形态”过程中存在的现实困境，尤其是在落实“第一种形态”之初，有些部门负责同志怕得罪人，找人谈话时首先申明“这可是上级党委或纪委的要求，不是我要找你谈的，还请你多理解”。“这也从侧面说明，有些领导干部怕得罪人。”该负责人表示，对干部存在的问题绝不能视而不见，揣着明白装糊涂。

　　为避免实践运用“第一种形态”流于形式，大兴安岭地区纪委常委会定期点评各县(区)“第一种形态”落实情况，地区纪委副书记挂帅进行检查指导，层层传导压力。同时，地区纪委每季度还按照30%的比例选取案卷进行抽查核实，发现实施主体不认真履职尽责、谈话应付了事，主责部门疏于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该提醒而未提醒等情况时，根据不同情节严肃追责问责。因实践运用“第一种形态”不力，已有15名县处级党组书记、15名纪检组长被地区纪委书记约谈。

　　“以前主要靠纪委管，现在全县各级党组织都在管；以前只管违纪行为，现在对全体党员实现了日常监督全覆盖；以前只注重查贪官办大案，现在是既查大案也纠小错，真正体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呼玛县纪委信访室主任李玉杰深有感触。

　　今年1至6月，大兴安岭地区各级纪检机关共运用“四种形态”处置问题线索1051人次，其中，“第一种形态”占比74%。

　　“综合运用‘第一种形态’，让有了小过小错的党员干部内心受到触动，真心悔过，进而不断增强其党规党纪意识，实现从被动接受到自觉遵循的转变。”大兴安岭地区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马国林说。

　　大兴安岭地区旅游局调研员宋某某对此感触很深。在任大杨树农工商公司经理时，他曾借出差之机看望亲属，后报销了其间应由个人承担的1671元费用。纪检机关查实有关问题后，鉴于资金数额不大，且宋某某能积极配合，如实交代问题，主动退还违规核销的费用，最终决定由地区纪委书记对其进行诫勉谈话。地委常委、地区纪委书记姜宏伟诫勉谈话时的一席话，至今仍令宋某某印象深刻——“违规核销费用是违反廉洁纪律行为，虽然数额不大，但作为单位主要领导，你的行为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希望你今后要吸取教训，严于律己，在遵守党的纪律方面发挥表率作用。”

　　而宋某某在如今的工作生活中，不仅要求自身时刻牢记党纪红线，还对身边同志常提醒。“虽然我不是单位领导干部，但开展党内监督，每名党员都应尽一份责。”(本报记者 徐大勇 通讯员 吴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