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函询成为从严治党的常态，这既是把握运用“四种形态”的具体实践，也符合把纪律挺在前面的要求，体现了反腐倡廉抓早抓小的真正变化，推动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具体化、常态化、科学化。

　　谈话函询数量不断攀升的背后，反映的是执纪理念的转变。能通过第一种形态处理的问题，绝不养痈遗患，防止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

　　正厅级官员周松青火了一把，让他火起来的，是7月24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纪律审查”栏目的通报，说他“对抗组织审查，多次找算命先生卜卦，祈求神灵保佑自己”。

　　另外，通报中还称，周松青不如实报告家庭房产和股票情况，“在组织进行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

　　“不如实说明问题”，相当于在组织谈话和函询时撒了谎，这事儿严重吗？答案是肯定的。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刊文称，这是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的典型表现。

　　梳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纪律审查”栏目党纪处分通报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有13名中管干部“在组织谈话或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

　　何为“谈话函询”？《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规定，承办部门应当结合问题线索所涉及地区、部门、单位总体情况，综合分析，按照谈话函询、初步核实、暂存待查、予以了结四类方式进行处置。所谓“谈话函询”，通俗地讲，“谈话”就是纪检机关针对收到的问题线索，跟被反映人谈话，让被反映人讲清自己的问题。“函询”就是针对收到的问题线索，纪检机关给被反映人发函，请被反映人对被反映的问题给出书面解释。

　　不如实说明问题是对组织不忠诚

　　新近一位被通报“在组织进行谈话函询时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的中管干部，是天津市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王宏江。

　　王宏江，1965年出生，河海大学水资源环境学院水文学及水资源专业毕业。1983年起进入天津市水利系统工作，1997年后历任天津市水利局(市引滦工程局)副局长，天津市水利局(市引滦工程局)党委副书记、局长等职务。

　　2008年3月，王宏江离开任职25年的水利系统，转任天津市宝坻区委书记。

　　王宏江晋升为中管干部是在4年多以后，担任的职务是天津市副市长，是当时8名副市长中最年轻的一位，排名第四。

　　到了2015年12月，他晋升为天津市委常委，又成为天津市最年轻的市委常委，也是班子中唯一的“65后”。

　　不久，王宏江出任天津市委统战部长，成为全国最年轻的省级统战部长、唯一的“65后”。

　　2017年7月，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王宏江因严重违纪受到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处分，降为正厅级非领导职务。

　　通报中称，王宏江纪律意识淡薄，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工作纪律和廉洁纪律，在组织进行谈话函询时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

　　梳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纪律审查”栏目党纪处分通报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有13名中管干部“在组织谈话或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

　　其中，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的有8人，包括白雪山、张力夫、卢子跃和张喜武等；在组织谈话时不向组织如实说明问题的有两人，包括邓崎琳和吕锡文；在组织函询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的有3人，包括魏宏、李嘉和王宏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副主任杜治洲认为，政治纪律是我们党最重要的纪律，对党忠诚是遵守政治纪律的重要表现。党员干部如果在组织谈话和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隐瞒事实，就说明他(她)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

　　“13名中管干部被通报存在此类问题，说明中央对政治纪律的高度重视，也是对‘四种形态’中第一种形态的严格把关。”杜治洲告诉《法制日报》记者。

　　“四种形态”是指，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约谈函询，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违纪处理的大多数；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成为少数；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极少数。

　　在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伟看来，在组织谈话和函询时，是否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这是处理违纪干部的重要参考依据，因此有必要在通报中予以阐明。

　　“这组数据证明，一些违纪干部被立案审查时依然存在侥幸心理，对组织隐瞒相关问题，这也说明执纪审查需要更加严格，必须发挥强有力的震慑效应。”宋伟对《法制日报》记者说。

　　防止要么“好同志”要么“阶下囚”

　　根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纪律审查”栏目党纪处分信息，首个被通报不向组织如实说明问题的中管干部是邓崎琳，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

　　2015年8月29日，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邓崎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此时，距离邓崎琳到龄退休仅两个月。

　　2016年1月，中央纪委通报了对邓崎琳的立案审查结果，其除了“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干扰、妨碍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长期搞迷信活动”之外，还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进行谈话时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

　　中央纪委给予邓崎琳开除党籍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今年5月31日，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邓崎琳受贿案，对被告人邓崎琳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万元。

　　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并非只针对中管干部实行谈话函询，而是针对全体党员。

　　7月20日，中央纪委通报2017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纪律审查情况。其中，共谈话函询11万件次，比去年同期增长162%；运用监督执纪第一种形态处理27.8万人次，占“四种形态”处理总人次的56.6%。

　　此外，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披露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谈话函询5.4万件(次)；2016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4.1万件(次)。

　　杜治洲认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中国共产党对犯错误同志的一贯方针。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本着抓早抓小、治病救人的目的，切实做好谈话函询工作，督促有关党员干部认识错误，及时改正。

　　在杜治洲看来，数据反映出，函询谈话已经成为从严治党的常态。

　　宋伟认为，谈话函询成为从严治党的常态，这既是把握运用“四种形态”的具体实践，也符合把纪律挺在前面的要求，体现了抓早抓小的真正变化，推动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具体化、常态化、科学化。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也刊文认为，谈话函询数量不断攀升的背后，反映的是执纪理念的转变。能通过第一种形态处理的问题，绝不养痈遗患，防止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

　　建立更加制度化谈话函询流程

　　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该条例第七条要求，党内监督必须把纪律挺在前面，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刊文称，组织找干部谈话函询，是针对苗头性、倾向性、一般性的问题进行处置。如果反映不实，组织会予以澄清；如果干部如实说明情况且反映问题轻微，不需要追究党纪责任的，组织会采取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诫勉谈话等方式处理，及时了结，让同志放下包袱。

　　可见，谈话函询既是了解情况，也是组织给予党员干部坦白澄清的机会。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的消息显示，谈话函询是从严治党的常态，对函询中如实说明情况予以采信并了结的，结果要书面通知干部本人，体现党内政治生活的严肃性。中央纪委已发出了结反馈1770多件次。

　　鉴于谈话函询在监督执纪中的重要作用，宋伟建议，准确把握“四种形态”的内涵及每种形态之间的关系，同时对“第一种形态”进行深入探索，建立更加制度化的谈话函询流程，不断创新方式方法，在各个层面渗透从严治党的要求。

　　杜治洲的建议是，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规范谈话函询的制度建设。要把谈话函询的适用对象、方式、内容、时限、程序和纪律要求进行严格的规范，既要防止小题大做，又要防止跑风漏气、线索流失，以提高谈话函询的客观性。

　　“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函询谈话的教育引导。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对谈话函询执纪监督方式进行宣传，引导党员干部摆正心态，理性对待组织作出的谈话函询决定，坦诚向组织说明情况。”杜治洲认为。

　　杜治洲说，要对那些隐瞒、回避问题或对抗调查的行为，从反面进行教育宣传，切实发挥“第一种形态”的预防和震慑效果。

　　制图/李晓军　　□　本报记者 陈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