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川与李登辉

　　台中黑派大佬、前“国民大会”秘书长陈川接受中评社专访，回顾台湾政治发展史，直说李登辉主政期间，即使面对老国代以及国民党反李声浪，思虑相当清晰，按照步骤逐一克服难关。提案“冻省”时企图拔掉宋楚瑜势力，国民大会私底下挺宋势力庞大，最终形势比人差，宋派势力还是败阵。

　　陈川，1934年，台中大甲人，台中农校、中兴地政系毕业，高考第一名，进入省府地政局科员，28岁担任雾峰地政事务所主任、接着受提拔担任桃园县政府地政科长、省桃园县土地改革训练所导师，被当时国大秘书长何宜武力邀，担任过国大秘书处副处长、国大副秘书长、国大代秘书长。

　　陈川1980年受到台中黑派征召，参加增额国大选举，以全台第二高票当选，之后都在国大问政与服务，从“修宪”冻省、“总统”直接民选、到国大虚级化甚至最终关门打烊都经历过。

　　回忆这段人生最精华，陈川强调，早年“国民政府”迁台，维持“国大代表”选“总统”的旧体制，大陆各省代表都有，主权范围涵盖中国大陆，但体制没有议长只有秘书长。

　　后来成立宪政研讨委员会，想把“国民大会”从秘书长制变成议长制，陈川向当时秘书长谷正纲报告，谷正纲一时没听清楚，隔天吓出冷汗，直说怎么跟蒋经国交代，但台湾政治氛围开始不能忍受“老国代”，党外（民进党）也开始冲撞旧体制，透过“修宪”增修条文，第三届起，才有后来钱复、苏南成等人担任议长。

　　1988年蒋经国过世，李登辉开始掌权，除了在国民党内站稳地位，也要争取老国代支持，当时李登辉女婿赖国洲、康宁祥曾来找陈川请益，陈川后来开始陪同李登辉、李元簇全省跑透透。

　　陈川印象深，李元簇刻意没有与李登辉同车，只留他与李登辉在车上，一路上，都是李登辉在问话，了解下一位拜访国大的家庭背景，掌握其亲友关系，做足功课。

　　一下车直接闲聊，左问“某某某最近怎样呀”右说“某某某哪里上班”，往往让受访国代相当惊讶，也备感礼遇与尊重。

　　“用的是日语”，陈川说，他发现跟李登辉同车，交谈都用日语，事后猜想，就是避免司机知道讲话内容。

　　陈川说，长期观察李登辉，深深体会“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亡国”，当年蒋经国刚死，李政权不稳，蒋纬国与林洋港似乎有机会趁势而起，就因为蒋经国生前讲过“蒋家不再有人当‘总统’”，就这句话，让蒋纬国踌躇，林洋港也未把握机会，让李登辉可以处处难关处处过。

　　为何挑选林元簇当副手？陈川说，有次李登辉自问自答，特别透露，“你们都不知道，李元簇会说台语”，这在当年本土意识抬头，外省族群被排挤，李登辉赏识李元簇原因之一。

　　当年“国大”尚未虚级化，每天有上千人在阳明山中山楼开会，如何确保人身安全？考验国大秘书处，陈川说，特别担心在水源上游放毒，因此特别盖了鲤鱼池养鱼，用来过滤与检验。

　　李登辉当年被人翻桌，主角就是民进党的黄昭辉，因为苏嘉全被带离会场，不知去向，黄昭辉扬言数到十若不放人就要激烈抗争。

　　当时没有人想说，会真的翻桌，场面尴尬，当时只有陈川跳出臭骂三字经，他说当言李登辉侍卫长曹文生等人都没有动作。

　　陈川曾经开会一半突然晕倒，结果不是太劳累，只因为坐太久腰酸，中医好友拿罐药丸给他，随口说“吃饱五粒”。

　　结果陈川把台语误听“吃百五粒”，早中晚各吃150粒小药丸，紧急送台大治疗，这也成为国民大会的经典笑话。

　　李登辉主导下，“冻省”与“国大虚级化”，让台湾民主朝向单一“国会”，“总统”也变成“有权无责”，问他会不会后悔，自己把国民大会的门给关了？

陈川回忆，有次陪李登辉到处拜访“国大”，跑累了，无意间听到李说了“好比在赶鸭仔”这句台湾谚语，大概知道，最终会走向废除“国大”的路，

　　因为李登辉充分掌握权势，要朝直选，纵使很多“国代”都跟宋楚瑜私交甚笃，精省提案照样通过，西瓜偎大边，李的意志贯彻，恐怕没有人可抵挡。

　　他说，现在看来，或许只要“国民大会”精简人数，不要废除，或许还可制衡“立法院”甚至“总统”，台湾政治发展或许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