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边灰暗、阴郁。监狱的味道，直到现在张丹丹也忘不掉。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师张丹丹。本人供图

　　服刑人员面孔多数年轻，通常在25岁以下，许多人因抢劫、绑架被收监。他们大老远看着她。直到一天，一名服刑人员鼓起勇气问：“你们是怎么看待我们这类人，是不是特看不起我们啊？”

　　张丹丹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老师。她在2013年获准进入南方沿海某城的一所男子监狱做“留守儿童与犯罪”调研项目。

　　20岁出头的张一（化名）被判了18年，因为抢劫。

　　张一的父母在深圳打工，他从小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十几岁的时候，他跑到珠海，跟人做传销，下线发展到一百多人。他在珠海买了房和车，有一个稳定的女朋友，过上恰似白领的生活。

　　直到一天，他接到消息，爷爷得癌症了。张一放弃在珠海的工作，赶回湖南老家，拿出全部积蓄给爷爷治病，但老人半年多后就去世了。

　　张一赚的钱都花光了。等他回到珠海的时候，以前工作上的一百多个下线跑了，女朋友也跑了，他一无所有。“没有人能理解我。爷爷没了，工作没了，女朋友没了，什么都没了。”他回到老家，把车卖了，成天在游戏厅游荡，结识了专门跨省抢东西的犯罪团伙。有人找张一当司机负责运输，找他的人说，给他三天时间考虑，50万作为报酬。

　　张一想了三天，等到第三天的时候，他忍不住拿起电话和那个人说，他愿意做，结果被抓了。

　　张一是张丹丹1200多名调研对象中的一位，他的自述让她印象深刻。在这所男子监狱服刑人员中，17%的人有留守儿童背景。张丹丹在调研中发现，他们的共同点是“情感缺失明显，特别爱冒险，又缺乏从父母那里得到价值观的塑造机会”。

　　2012年在北大任教后，张丹丹一直关注流动人口与犯罪问题研究。2013年，她开始联系男子监狱，因为所选监狱需要一定代表性，她只能一座一座地筛选，在联系了多座监狱后，最终有监狱同意了她的调研请求。

　　第一次去时，她有些不安，带着二十多个男学生，在当地经过培训后一起进去。“毕竟环境特殊，就我一个女的，到后来慢慢适应也就无所谓了。”项目很缺经费。在男子监狱项目上，张丹丹花了三十多万元，自己搭进去了十五六万。

　　其实一开始，她关注的是城乡移民与犯罪之间的因果关系。2007年，张丹丹在全国9个省15个城市里抽样了5千户城镇居民，5千户农民工，农村地区的8千户家庭。她想研究农民工犯罪及对社会影响。但到2013年，她在这座男子监狱里进行抽样调查后，发现有两个因素显著地影响着流动人口群体的犯罪行为，一个是出生地的性别比，另一个是有无留守儿童的背景。

　　开始监狱项目调查之前，张丹丹和团队成员做了一个月左右的筹备工作。她参照美国的监狱服刑人员调查问卷，翻译设计出两套关于犯罪认识的问卷。一套有十几页，每一套问卷，张丹丹需要进行严谨的设计和考究，再带到监狱里开展调查。

　　针对“留守儿童”这一指标，张丹丹设计了包括个人及家庭背景信息、犯罪历史、心理及性格特质、认知、行为偏好等多个模块的调查问卷。“要识别他们是否有留守儿童背景，就要问他们是16岁之前还是之后和父母在一起，如果不在一起是跟谁在一起，没有在一起的时间有多长，为什么没有在一起，是因为父母离婚还是父母外出打工了等等。”张丹丹说。

　　张丹丹研究的对象大部分是在2000年左右有留守儿童经历的人。

　　2015年度《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数据显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留守儿童的数量达到6100万左右。而在2000年，中国留守儿童的数量在2000万左右，十年的时间里，增加了3倍左右。“这么多年了，留守儿童问题不但没有得到改善，留守的规模反而正在增加、扩大。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些结构性变化，2000年的时候，是父母一方外出打工，到了2010年的时候，将近48%父母一起外出打工。”张丹丹说。

　　“可以想象一下未来十年的犯罪情况，具体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整个社会都在承担这个成本。”

【对话张丹丹】

澎湃新闻：能讲一下你去监狱调研的情况吗？

　　张丹丹：我做了“男子监狱”和“女子监狱”两个项目的调研。开始做的是男子监狱，2013年夏天，我去了南方的一座男子监狱，进去后发现沟通成本挺高的，毕竟是跟一个机构打交道，而且又是一个这么严格的机构，而且那时我也是第一次到监狱调研。记得有一次我在宾馆哭了，觉得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因为我们做游戏的时候，必须要求犯人之间是陌生关系，所以对监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这过程中，经常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出现，但这个项目最后还是坚持下来了。

　　我在男子监狱完成了1200个服刑人员的调查，前前后后待了两个多月。每个星期进去两次，上午八九点进去，下午五点出来，最晚的一次直到晚上九点才离开监狱。当时我找了20多个当地的男大学生和我一起去。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做后勤的服刑人员问我们，“你们是怎么看待我们这类人，是不是特看不起我们啊？”我觉得他们挺在乎我们对他们的看法的，这个人给我印象深刻。在男子监狱服刑的大多是20多岁的年轻人，其中有17%的服刑人员有留守儿童的背景。他们大多是因抢劫、绑架而进监狱的，大部分人都初中辍学，每个人或多或少的，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有情感缺失的阴影在，我觉得这可能跟留守是有关系的，当然我这是主观判断，很难说一个非留守的孩子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情况。去年我们还进行了女子监狱的项目，收集了600多名女性服刑人员的信息，希望研究犯罪的性别差异，目前还在数据处理阶段。

澎湃新闻：你在监狱里做留守儿童调研过程有什么直观感受？

　　张丹丹：第一是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是初中就辍学了，有一些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但一直都是不想学的心态。第二个感受就是他们特别爱冒险，在做人生重大决策时候的想法跟我们正常的想法不太一样。他们没有对错的判断，比如抢劫，他们不会觉得愧疚，当然也有人觉得愧疚，但至少在做那件事情的时候没有愧疚感，更不会觉得是违法的事情。还有就是他们情感缺失明显，但是每个人的表现的方式都不一样，我把它归为情感的缺失。风险上有些偏强，性格上有些缺失，缺乏从父母那里得到价值观的塑造机会，这些都会影响犯罪。我有统计上的结论，但是直观的感受是从案例中来的。

　　澎湃新闻：做调查的时候，哪部分会比较吸引你？

　　张丹丹：其实更吸引我的是犯罪事实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原因迫使他们走到这一步，是性格上的一些特征性的东西，还是社会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改变我们的社会环境、政策、措施等等，来避免这些极端的事情的发生，这是我一直想做的一件事。

　　澎湃新闻：你曾说过有留守背景的农民工出现犯罪可能性更高，为什么？

　　张丹丹：首先判断有留守背景和犯罪之间是否有关系，调查发现确实有因果关系。在存在父母关爱缺失的样本里有75%的孩子，他们的父母由于外出务工在其成长阶段不在身边，剩下的25%是由于父母离婚、去世原因童年缺乏父母的关爱。我们在研究中试图识别父母关爱缺失影响犯罪的渠道，比如教育程度跟犯罪直接相关，如果父母外出打工，由于有父母汇回的收入效益，孩子的教育程度不会有很大损失；而如果父母离婚或去世，由于收入效益消失，对受教育结果会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到成年后的犯罪。

　　此外，有留守背景的农民工与其他农民工相比在其行为偏好上存在明显差异。这种行为差异可能是后天成长环境中形成的，也有可能是群体的选择性的先天因素导致的。16岁之前父母不在身边，他们的行为特质可能会发生变化，比如特别爱做冒险的事情，而喜欢承担风险的人更可能从事犯罪活动；当然也有可能是外出的父母本身就是爱冒险的人，这个特质被其孩子继承了。我们还试图分析个性特质和价值观是否是父母关爱缺失导致犯罪的渠道，由于缺乏父母的言传身教，社会价值观的培养有所缺乏，道德底线可能偏低，从而更可能犯罪。而父母离婚、去世的孩子更内向，缺乏求知欲，也可能是导致其成年后更容易犯罪的原因。

　　澎湃新闻：你有没有了解过他们（监狱的犯人）孩子的一些状态？

　　张丹丹：如果他成家了，在监狱里，但他有孩子的话，他的孩子肯定是留守的。在我调查的案例里面有这种情况，服刑人员年纪偏小，在服刑前有孩子的并不多。在访谈中我问过他们这个问题，他们会对自己的孩子有亏欠，觉得自己成长在缺乏父母关爱的环境，却又带给他们的孩子同样的境遇。 我们没有办法去他们老家做调查，但在我们的问卷里，都问了他们孩子的情况，目前样本量还是很小。因此对他们孩子的情况我并未作具体的研究。

　　澎湃新闻：这些样本能够反映出一些什么情况？

　　张丹丹：我们关注的是二代农民工的留守问题。城乡迁移从90年代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现在已经是第三代了。现在的年轻农民工，可能他们的祖辈、父辈当初就是农民工，所以他们也是留守儿童。再往下一代看，如果他们外出打工或犯了罪在监狱里的话，他的孩子也很可能留守。代际之间的传递目前并没有改变。

　　澎湃新闻：这么多年的研究，你观察到的留守儿童有什么变化？

　　张丹丹：这么多年了，留守儿童问题不但没有得到改善，留守的规模反而正在扩大，从2000年的两千万到现在六千多万。而且这里面还有结构性的变化，过去基本上是父母一方外出打工，到2010年，将近一半（48%）是父母同时外出打工，留守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而且有3.4%的孩子没有监护人单独居住，这个群体尤其需要关注。国外的法律不让12岁以下的孩子脱离监护独处，否则会被判忽视儿童罪。但在中国没有类似的法律，父母可以把孩子扔在老家不管。这类研究在下结论的时候还是要小心，因为很容易产生对留守儿童的歧视。对这个群体我们应该是保护、宽容、改变，而不是对他们歧视。所以谈论这个群体的时候要很小心，不能再伤害这个群体了。我们是要改变政策，而不是要歧视某一个群体，不是歧视农民工或留守儿童，而是想办法让他们生活得更好。另外，现在的留守儿童数量比我研究的群体增加了3倍，这些孩子长大以后，中国的犯罪率会怎样，社会是怎么样的，很难想象，所以我们现在是要提醒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公众关注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承担其后果。

　　澎湃新闻：你找到相关的原因了吗？觉得从哪些地方可以改变？

　　张丹丹：留守儿童产生的原因一是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二是中国的户籍制度。没有户籍的人在城市里会遭到一些不平等的待遇，由于入学门槛高，难度大，很多农民工只能把孩子留在老家。现在这6100万留守儿童再过五年十年，他们就成为我国劳动力的主要构成，在其成长的过程中，缺乏父母的陪伴，一定会对他们产生一些负面影响，而这种影响不是这一个群体承担，其影响一定会扩散到整个社会。

　　根本的解决方法是需要让父母跟孩子一起生活，但怎么在一起？一个是户籍制度改革，城市进一步放开，允许更多的孩子可以跟父母到城里上学，或者制定一项监护人的法律，父母双方不能都离开孩子，必须有一个监护人在身边。这些都需要对政策进行试点和专门的研究。我目前进行的研究主要是剖析留守这个事实会产生什么社会后果，制度性的问题得用其他方式去探讨，希望引起更多人的关注，慢慢解决这些潜在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