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之余仍需完善立法
据郑俊芳介绍,阿里巴巴会将民事诉讼的全部赔偿设立专项基金,用于消费者的补偿和保护等事宜。
“与公共执法机构和民间执法力量相比,平台本身掌握有更充分的信息,更容易发现假货问题。因此,平台本身积极启动这方面的机制,也是当前社会治理假货问题综合措施中的一种,会产生积极的效应。”熊丙万认为。
不过,在阿拉木斯看来,平台的出手只能是弥补现有法律规定不足的暂时性举措,除了鼓励真正的权利人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外,更需要完善立法。
“目前在电子商务立法中,对于电商平台假货的治理有一些制度设计,主要是从消费者保护角度,把现在业界比较成熟的保证金制度等纳入法律规定的范畴,并进一步明确平台的相关责任。”阿拉木斯补充谈道,单独完善和建立线上的打假法律机制意义不大,还需要修改刑法、产品质量法等有关法律,因为这些法律的修改是可以同时覆盖线上线下的。
按照刑法相关规定,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金额达到5万元以上,才会面临刑事处罚。
“目前法规从结果来定罪,造成了作茧自缚的情况,很多结果无法确认,如假货的全部销售数额、对人身的伤害。这使得很多制售假货分子成为‘不倒翁’,被及时揭露出有制售假货行为也难以受到应有的处罚。”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指出,现行相关法律规定存在过时、过宽、模糊和难以执行的缺陷,要根治制售假问题,需改善立法、严格执法并加重刑罚力度,让制售假货者付出应有代价。
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廖天虎则认为,除完善刑法外,还可以增加行政资格处罚,对制假售假者设置行业禁入。例如,对于制假售假者取消其行业经营资格,并限制其银行贷款、出境自由等。 法治周末记者 仇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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