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在我们采访期间，五行币骗局重要头目宋密秋(化名张健)被公安机关缉捕回国，孙静文认为案情有了转机，再度去公安机关报案。“他们说对此事确实下了文，下发了几百人的名单，但里面没我父母名字，所以办案人员还是建议我去抚顺老家或上线所在地江苏徐州报案。”

­　　胡欣也同样遭遇了“举报无门”。她曾辗转跑过当地市、区工商部门，结果都一无所获。而公安机关经侦处也因“涉案金额不足100万”而未立案。

­　　6月初，胡欣母亲本打算参加五行币群里组织的香港集会，当地派出所和社区工作人员前来劝导，计划被迫取消。“工作人员走后，十几个传销参与者就找到我家，说是我举报的，要我赔偿机票等经济损失。”当天夜里她被母亲赶出家门。

­　　李旭曾接触过许多金融传销案，他说，投资者在初期会获利，无人愿意报案，相关部门很难调查，当资金链出现断裂，操盘手就会销毁证据，一走了之。

­　　不仅如此，由于监管难度大，许多金融传销机构难以“除根”。2013年前后，“MMM金融互助社区”开始进入中国，因为组织者和服务器都在境外，我国有关部门无法单独查处。2015年底，银监会等四部门联合发出风险预警提示，指出此类运作模式违背价值规律，存在很大风险，平台随后发生崩盘。

­　　然而，我们调查发现，崩盘后的MMM社区留下不少“后遗症”，很多平台改名为“三妹互助社区”等继续融资，更有些“升级”成新的传销模式再度活跃。而五行币头目被抓后，其组织活动依然十分猖獗，据“团队助理”介绍，其内部已产生了新的负责人。

­　　“目前金融传销的监管存在软肋、盲区和真空地带，部门间没有形成合力，同时立法的不足或不完备影响了有关部门的执法依据，导致无法可依。”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说。

­　　隐藏巨大风险——

­　　完善立法、提升监管、加强预警是预防和打击金融传销的关键

­　　肆意蔓延的金融传销，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

­　　“金融传销是互联网金融马甲下的‘核弹’，具有极强危害性，处理不好易引发金融风险。”刘俊海说，许多受害者的财富在一夜间化为乌有，资金从正规金融渠道流失，也造成实体经济“失血”。

­　　在著名的“U币传销案”中，传销组织涉及23个国家22万注册会员，国内有31个省市区3.6万名注册会员，涉案金额高达5亿元。不止“U币传销案”，许多金融传销崩盘时，金额都已高达数亿元。

­　　“金融传销严重损害了公众利益，并滋生大量境内外犯罪活动。”武长海说，参与者容易被洗脑，由于财产损失大，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此外，金融传销还容易成为犯罪分子洗钱的渠道。

­　　专家认为，预防和打击新形势下的金融传销，完善立法、提升监管、加强预警是关键。

­　　——扩大法律保护范围，尽快对金融传销定性。

­　　据悉，我国现有关于传销的法律法规，只有2005年《禁止传销条例》和2008年刑法修正案新增的“组织领导传销罪”，距今均有10年左右，其规定较为宽泛，主要针对传统传销形式，缺少具体可操作的细节，难以适应金融传销跨地域、传播快、取证难等实际情况。

­　　“传统的立法没有涵盖金融传销，也没有授权监管部门实施专门监管。”武长海说，金融传销是随着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而泛滥的，其中很多是虚拟、玩概念的东西，对其违法行为定性确有一定困难，工商总局曾会同央行、银监会讨论，仍未对“金融传销”定性。

­　　——形成监管合力，升级监管技术。

­　　“举报传销时是工商在管，只有涉及刑事案件，公安才管，很多金融传销都是全国范围甚至全球范围的，属地管理原则导致举报无门。”李旭建议，应当完善举报者权益保护机制，并适当提供一些奖励，“目前的监管方式打击了举报者积极性，受害人担心举报后投资的钱要充公，宁可采取堵门、打砸等方式，也不愿举报。”

­　　“金融传销主要通过微信等平台完成，监管技术必须与时俱进。”武长海说，微信等社交平台对及时发现和制止传销犯罪的发生、发展有得天独厚的技术优势，对金融传销负有不可推卸的自我审查和自我管控责任。

­　　——建立政府预警机制，提高公众防范意识。

­　　“金融传销的参与者既有农民、下岗工人，也有白领、公务员、离退休老人甚至金融从业者，数目非常庞大。”李旭说，对普通投资者来说，要有防范意识、风险意识，“天上不可能掉馅饼，要多质疑，多去相关部门求证。”

­　　而对于政府部门来说，预防和打击金融传销必须“早发现、早预警”，及时建立预警机制，多普及金融传销相关知识。“很多投资者听不进亲朋好友的劝阻，却往往对政府机关发布的信息比较信任，只有政府部门早介入，才会尽可能减小投资者的损失，阻止更多投资者加入。”李旭说。

­　　武长海建议，要适时制定民间融资相关法律法规，提供有效的社会防护性保障，降低交易成本和法律隐患，同时加强学金融、懂法律的教育，提高投资者素质。

­　　吴秋余 王子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