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财经综合报道 3月27日，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进入第二天，30余场活动涵盖一带一路、大资管、自贸区、多边投资协议、地方债等热点议题，多个会场气氛热烈，嘉宾各有高见，以下腾讯财经为您梳理各方发言，精彩内容一文搞定！

地方债偿还：财政部可能进行更多债务置换

　　2014年是地方政府债务政策出台最密集的一年，在昨日的“市政债”分论坛上，财政部部长楼继伟针对中国地方债规模、地方存量债务上报情况、地方债额度分配等问题，一一作答。

　　楼继伟称，根据审计署2013年6月份对地方债的审计情况，地方债在12万亿到13万亿之间，“到去年年底，又过去一年半了，我们正在统计，统计的结果看，有一定的增长，但是增长的速度比我们预估的要低一些”。

　　他进一步说，中国总体债务规模可控。2014年底，按照最宽的口径来估算，整体债务占GDP比重（债务率）不到40%，相比起其他国家仍比较低。

　　楼继伟表示，在全国人大评估通过后，财政部可能进行更多债务置换，中国需要缓冲措施来偿还地方政府债务，逐步化解风险，把利率降下来，并对债务形式进行规范。

　　两周前，国务院已经批准了一万亿元的地方债务置换额度，允许企业在契约精神下借新还旧进行置换。

　　对于外界最为关心的各地方政府将如何分配债务额度问题，楼继伟称，分配规则非常简单：如果一个地方的债务率很高，给它替换老债的额度就会多，这个机制是正相关的；假如它的债务率很高，那么给它分配的新债务的规模就会低，这是负相关的机制。

　　数额庞大的存量地方政府债，一直被视为是中国经济运行的巨大风险。

　　然而，刚刚卸任申万宏源集团董事长职务的李剑阁却在当天分论坛上抛出不同观点。李剑阁表示，政府借债并非都是坏事，其实有很多好的方面，且有其必然性。

　　李剑阁解释，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差，可以吸纳很多投资进行后期建设。然而，由于这类基础设施对资金的需求庞大，不可能按照当期财政所能支付的能力慢慢去建设。除了不可能，李剑阁认为这也是不合理的。相反，地方政府为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而借债具有合理性，也非常合算。

　　他强调，中国这几年劳动力价值、土地价格上升非常快，只要政府的基础设施、市政规划是合理的，地方政府去借债加快建设，甚至是提早建设，就有它的合理性。

　　此前，财政部发布《地方政府性存量债务清理处置办法（征求意见稿）》（即43号文），要求截至2014年底的存量债务余额应在2015年1月5日前上报。不过戏剧性的是，财政部随后又发文，称一些地方存在债务数据错报虚报等问题，并要求地方政府对申报债务规模进行自查，于2015年3月8日将存量债务清理甄别结果上报。

　　对此，作为该场分论坛嘉宾出席的重庆市市长黄奇帆表示，“43号文”下发后，“地方政府（债务）的确有可能报多了”。他阐释这其中的原因指出，“财政部发1万亿是比较平衡的，地方报多了可能拿多点国家的低利息的债，还高利息的债”。

中国进入大资管时代

　　在昨日主题为“大资管时代：创新、风险与监管”分论坛上，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银成、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张红力等围绕大资管展开了精彩的对话。

　　中国已经进入到大资管时代，包括银行、券商、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都在分享这一块市场。

　　中信证券董事长王东明在分论坛上介绍称，截止2014年年底，广义的资产管理规模已经超过60万亿元，大体构成是银行理财规模大概是16万亿，信托大概14万亿，保险业超过了10万亿，证券行业资产管理超过20万亿。

　　“大资管时代最大的困惑在于，无论是市场还是监管当局对中国很多大资管市场认识不统一。”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在会上抛出这样的观点。

　　在她看来，大资管从金融法律角度来看，是一种信托业务，是一种财务顾问，打破刚性兑付是大资管市场的一个门槛，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大资管市场难以健康发展。

　　“如果客户把一笔钱全权委托给你，让你自主去做，这是一个资金信托。”吴晓灵说，现在资产管理机构把众多人的钱集合在一起来进行投资，风险由委托人承担，收益由委托人享受，作为资产管理机构只收取管理费用。目前来看，银行以理财产品方式在做，保险以投连险方式在做，证券公司是证券理财计划和单一客户理财计划，还有公募基金和各类私募基金。

　　吴晓灵指出，同样的法律关系，从监管当局到市场却没有形成共识。因而不同的监管当局对自己所管理的机构设立了不同的监管办法，从而产生监管套利，导致市场上秩序并不太好。

　　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张红力表达了他对大资管的三个观点：第一中国的确进入了大资管时代，理财、管理向我们走来； 第二，中国资管时代处于初步阶段，跟发达市场差距很大； 第三，要特别关注当前资管时代下的理财创新风险和加大监管。

　　“不管怎么说，整个资金管理行业是刚刚开始，下一步我认为发展的主要方向是跨业创新，包括产品创新、渠道创新等等。”他说。

　　他还强调，创新要适度，要有几个原则，一个是创新意愿和能力相结合，第二产品收益和风险监管相结合，第三，创新的行为要跟相关的监管法律相结合。

　　针对创新，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裁王银成表示，大资管时代的创新应该适度不能过度，对企业的监管方面应该比例适当，否则可能会导致行业风险。

　　“资产管理行业还是虚拟经济部分，怎么样服务实体经济才是大资管应该考虑的最本质的问题。所以如果离开了这个，恐怕会走向2008年前和美国大面积的CDS违约引起金融风险。”王银成说，创新应该围绕着成本、客户的便捷和透明。

　　王银成进一步表示，现在在行业制订规则，不同的行业制订不同的规则，管理不同的行业，各自都在争取更多的资源。实际上这在法规上，监管上已经造成了困难，并没有站在国家层面一体化的思考。 所以防止行业的博弈非常重要。同时在监管方面应该比例适当，后面应该有一套规则跟上去，基本的原则跟上去，不管是保险、银行、证券、基金等等，应该有一些规则跟上去。

　　他还强调，在资产管理行业，除了国企还有有私人资产管理公司，要防止歧视，这是市场化过程中应该走的路，应该一视同仁。

自贸区不是双轨制

　　上海自贸区自2013年9月底挂牌，推行已近一年半时间，在投资、贸易、金融和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进行了多项突破性实践。

　　三天之前的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已审议通过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以及进一步深化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

　　3月27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对话自贸区”分论坛上，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陈寅表示：“上海自贸区与天津、福建、广东等地的新自贸区不存在竞争关系，更多的是相互学习和借鉴。广东始终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天津滨海新区的建设也有很多值得上海去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一起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对于一带一路的推行，陈寅认为上海具备很大优势，“上海是一带一路的交界点，通过高标准的贸易规则、自贸区试验区的创新和改革实践，我们能更多融入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中。我们的贸易规则与整个国际贸易规则相融合，使得一带一路可以延续到上海自贸区的建设。”

　　陈寅还透露，金融创新是上海自贸区的重要内容，一直以来得到人民银行的支持。“最近人民银行与上海市政府将联合研究推出新一版的自贸区支持金融创新的政策。”

　　同样在这个分论坛上，商务部部长助理王受文表示，自贸区是改革排头兵，不是双轨制，没有制度套利空间。

　　王受文指出，自贸区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排头兵是别人走在前面他都要跟着走。一年半上海自贸区试验已经也23项措施认为是成功的，可以在全国进行推广，“自贸区是一个试验田，种出来的种子会在全国播种，不会是一个长期的双轨制”。

　　他强调，上海自贸区包括未来三家是一个开放的高地，不是政策的洼地。所谓政策的洼地，如同当时深圳、汕头和其他经济特区的时候，政府在税收方面有优惠。现在没有因为是自贸区就给所得税、增值税、关税方面有特殊的政策，所以这也不构成双轨制。

　　他还透露，即将挂牌的广东自贸区将对港澳服务业开放，并在160项服务业项目中开放其中153项，占总比达到90%以上。

激辩多边投资协议利弊

　　利丰有限公司荣誉主席、冯氏集团主席冯国经先生昨日在主题为“投资版WTO：多边投资协议的远景”的分论坛上，表达了他对于多边投资的一些观点。

　　他认为，多边投资已经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帮助了世界各地的贸易和投资的发展。但是现在基本上血肉已经不在，只剩骨架了。现在需要新的安排，需要有更好的机制去利用。我们面临着过去的多边体系逐渐走向衰亡，走向边缘，走向这个时代结束的一个时期。

　　他还谈到把投资性更多引入到WTO机制考虑中区，WTO有一个建立得非常好的争端解决机制，这是全球都有共识的，这是我们觉得非常珍贵的一点。而且这种东西是不可能再重新白手起家来做的，所以既然有如此之成熟、如此之好的争端解决机制，我们就把它传承下去、继承下去。

　　中投公司董事长丁学东表示，现阶段国际投资贸易体系有3268个双边地区和多边的协定构成，在WTO多哈框架下谈判比较迟缓的情况下，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同时也显现出弊端，首当其冲的就是碎片化，如果让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每个国家之间的投资协议都有细微差别，变得非常不透明，将来有可能会演变成变相的投资保护主义。

　　第二个弊端是复杂性。多双边、地区性协议把投资问题和贸易问题交织在一起，把知识产问题、劳资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和其他问题都交织在一起，使得协议规则变得非常复杂。第三个弊端是带来了很大的差异性，规则差异巨大，适合了这个国家，不一定适合那个国家。第四个弊端是贸易争端解决起来更加困难，因为各自规定还不一样，在国际仲裁争端当中要耗时、耗成本。第五个弊端是会把一些政治问题写进相关的协议当中，这当然与我们所希望达成的全球统一的贸易体系更加背道而驰。

　　丁学东对投资版的WTO非常赞成，认为如果能够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对于促进全球的投资活动非常有益。不过，他同时感到很遗憾，因为这个谈判过程非常艰难、耗时，最终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框架。

　　他表示，现阶段国际投资贸易体系有3268个双边地区和多边的协定构成，其中2013年和2014年又新签订了双边和多边的国际分别是48个和27个。丁学东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选择，有重要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解决WTO框架下暂时不能解决的分歧，使多双边的投资活动能够正常进行。 同时还有另外一个积极作用，就是反过来又倒逼WTO谈判进一步向前推进。

　　原外经贸部长龙永图则指出，关于整个全球投资协议的谈判，从理想的角度来看，如果能够在WTO框架之下谈出全球性的投资协定，那应该说对所有的企业家和国家来说都是最好地选择。因为企业家希望看到一个在全球都使用的投资规则、投资标准，而不是一种碎片化。

　　“但事实上现在更多的国家正在选择多边的投资贸易协定来解决投资的问题，这很不幸，但这也是个现实，要面对现实。”他坦言。

香港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角色

　　“一带一路”是今年博鳌论坛的热点议题之一。博鳌亚洲论坛今年开辟了单独的“一带一路”主题论坛。昨日的“一带一路：跨国公司的机遇与香港的角色”分论坛邀请到了香港特首梁振英讨论一带一路、亚投行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及香港的作用和贡献。

　　梁振英表示，今天的讨论非常及时，有必要和大家说明一下香港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重要角色。一带一路战略是涵盖亚洲、欧洲、非洲中很多城市的重要战略，这些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很大，这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金融中心的支持，那就是香港。

　　一带一路战略的升级离不开香港的支持，香港是提供最大人民币流动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同时也拥有众多的金融衍生品。与人民币有关的基础建设融资、项目投资风险管控、成熟的股权融资市场，这些都是香港在一带一路中的重要优势。

　　“一带一路也离不开香港这个世界贸易中心。”梁振英说，“香港的地理位置优越，四五个小时的空中货物运输可以解决一带一路战略城市大多数人口的收发货问题。另外，中国贸易的20%需要经过香港，我们希望在一带一路的贸易中也起到重要的支持作用，把业务扩展到战略中的三个大洲。”

　　梁振英在回答主持人问题环节时强调，香港的软实力非常强，亚洲经济趋于扁平化，台湾地区和大陆之间也有很多贸易，香港希望从亚洲的新经济战略分一杯羹。

　　同时出席这个分论坛的春华资本董事长胡祖六表示，亚洲这十年的基建投资需要8万亿，而亚投行能提供1.2万亿-1.3万亿融资，剩下的缺口是跨国公司的机会。

　　据亚洲开发银行预测，亚洲在2010年到2020年期间基础设施一共会有8万亿美元的投资。 胡祖六认为，亚投行资金的汇集量会超过一千亿美元，英国、欧洲或者其他国家的资金都可以汇入到这些平台中来。AIIB（亚投行）可以在8万亿的融资上提供1.2万亿到1.3万亿的资金，剩下的缺口就是市场的机会，“比如说有跨国公司，日本的公司，欧洲的公司，甚至还有中国的跨国公司。我们有像联想、华为和那些以内需为主的跨国公司，他们能够扮演更大的角色和作用，他们有很多的技术和专业的技能。所以，这些跨国公司会在这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这是服务。”

　　在谈到香港在一带一路中的机会时，胡祖六表示，8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需要有一些债券推出和发行来进行融资，这个债券的融资发行主要是在香港来进行的，因为香港是一个世界金融中心，是世界上人民币跨境结算的重要的中心。同时，这也给金融业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服务业能够充分发展，来利用这个机会。

　　另外，在一带一路的战略之下有很大的人力资源的需求，在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会对私营企业的发展带来很好的利益，能够带来就业机会。

　　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将持续至29日，年会将围绕宏观经济、区域合作、产业转型、技术创新、政治安全和社会民生等领域设置70余场正式活动。

　　3月28日，本届论坛年会将迎来颠覆式创新、构建东亚经济共同体、中国房地产市场、资本市场改革红利和投资策略等20余场主题活动。

　　此外，本届论坛年会今日（3月28日）将举行开幕大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腾讯财经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