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谁而改

“不争论，大胆尝试，大胆地闯，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的这句话是仇和改革的一个准确注解

　　“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发展才是硬道理。”在改革争论最烈时，仇和把邓小平这句话，做成一个大牌子，竖在城东进城大道旁。

　　他说，改革也许会有失误，把握得好不会犯错误，更不会犯罪。

　　在讨论“宿迁精神”时，仇和曾提出把“敢闯敢试”列进去，没有通过。后来他又一个个做工作，重新开会，硬是把这一条列进去了。

　　在2000年他升任宿迁市长之后，省领导曾问他，“宿迁是江苏最穷的市，你想要什么帮助？”

　　仇和想了半天，回答：“我不要钱、不要物，我就要个政策。”2001年，江苏省委省政府联合发出第12号文件，文件中说，“允许和扶持宿迁市在不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和做法，探索加快发展的新路子。”

　　这是一块挡箭牌，这也是一块护身符。“改革要冒风险，稳定要付成本，发展要付代价。”这是仇和常说的一句话。

　　宿迁的城乡因此让人心情复杂：沭河边的依依垂柳，街道旁每一盏点亮的路灯，都要扣公务员的工资，每一米路、每一座桥、每一棵树都有农民的义务工，而无处不在的杨树，是仇和的意志。

　　贤官镇驻丘村的张金花，仍在为她被村干部无辜推倒的房子奔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周长胜在打点行装，告别妻儿赴浙江平湖招商；浙江老板沈素才，忙着在沭阳城开发房地产，他因为交警每看到外地牌照的车就敬礼而感动；在沭阳街头，“工业园长期招收技工”的横幅在风中飘扬。

　　这是宿迁。

　　仇和仍旧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还是喜欢吃韭菜粉丝、蒸小红薯。

　　他在宿迁推广普通话，自己念“机制”时却仍然“咬牙切齿”，这一幕总是让台下的官员们忍不住低笑。

　　他曾经和儿子谈早恋的问题，没想到被一句“都是21世纪了”顶得直哼哼，这是儿子少见的几次对抗，也是他做思想工作最失败的一次。

　　在宿迁改革又成为外界的焦点时，去年11月26日，他陪省里来的领导视察，一个人走在一群人前面，显得倔强而落寞。他说，“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

与仇和面对面

记者：这些年您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您认为，作为一个改革者，作为一个官员，您面对的是些什么障碍？

　　仇和：首先面对的是人的障碍。不是所有的领导都是改革者，但改革者应当是领导者。因为首先要拥有权力，才能进行改革。我体会现在改革的阻力，不是体制，也不是机制，而是来自领导者（广义的领导者）的障碍，这个障碍包括能力、思维、处事方式、方向感等各方面。

　　改革其实是革命，革既得利益的命，是利益再调整、权力再分配。

　　而往往权力拥有者，首先就是既得利益者，所以总是会舍不得，会不自觉地去维护，就成为了阻力。所以在我国，任何层次的领导都不用怨天尤人，环境还是很好的，只要你想改能改敢改，空间很大，我觉得现在要商讨的是，稳是稳不住的，守业即败业，不要怕改革起争议，也不要怕犯错误，其实不改革才是犯罪。

记者：您在主政沭阳时，有不少措施都显得比较激进，但据我观察，到宿迁市后，您的施政措施明显温和了不少，当时您39岁，现在46岁，是与年龄有关，还是与这几年的风风雨雨的经历有关？

　　仇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因为环境不同，决定了做法不同。欠发达地区一般都有四个怪圈，即政治上越乱越穷，越穷越乱，表现为乱折腾；社会上越生越穷，越穷越生，表现为乱生育；经济上越收越穷，越穷越收，表现为乱收费；思想上越保守越穷，越穷越保守，表现为头脑僵化。治乱世用重典，治重症下猛药，所以在沭阳时，是强力纠偏，矫枉要过正。这样做其实很累，但不这样就扭不过来，如果把我放在苏州、无锡这样的发达地区，我肯定不会这样干。

　　另外，我从县里来到市里后，工作方法肯定要发生变化，因为角色不同了。从管理上来说，1∶8的管理半径比较好，被管理者超过8，就容易向后看齐，因为在后面的人多；而小于8，就容易向前看齐。我在沭阳时，下面管辖38个乡镇，是1∶38，人口180多万人，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小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采取贴身紧逼的管理方式，所以我有意在各乡镇之间形成不平衡，每季度开现场会，搞评比，制造竞争局面。到了市里后，管辖的是4县1区，1∶5，这时就要以宏观管理为主了，干预过多反而会挫伤下属的积极性。

　记者：您曾经逼1／3干部招商引资，1／3干部离岗创业，在您的推动下，培养了上千个“官商”。为什么这样做？

　　仇和：首先是官员多了，汉朝时官民比例是1∶7000，唐朝时是1∶3000：，清朝是1∶91，建国时1∶600，现在则是1∶30，所以温家宝总理说，食之者众，生之者寡，要大力精简。宿迁1／3干部招商引资、1／3离岗创业，留下来的官员，仍然足以维持运转。

　　另外一个方面，在落后地区，官本位思想很严重，人才也都集中在政府，怎么样把他们转移到工商领域去？这些其实都是社会精英，不能把他们推到政府的对立面去，所以用这种方式，将他们从政治岗位，转移到经济岗位，肯定会有一段时间官商一体，对市场环境造成伤害，但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记者：您当时推行的“小城镇建设”引起争议很大，是出于什么思路？

　　仇和：中国怎样解决农村问题？只有减少农民才能致富农民、缩小农村才能发展农村。欠发达地区的典型特点，就是长期以来由于工商业发展滞后，使得土地无法流转走向农业专业化生产，劳“困兽效应”。

　　县域经济发展，县城的拉动力有限，“小马难拉大车”，所以必须改为“群马拉车”，关键就要加快城乡结构调整，抓手是加快小城镇建设，核心是农民从业性质由一产向二、三产转化以及农民收入、消费方式由以实物为主向以货币为主转化。房子建在城镇就是生产资料，而建在乡下，就只是生活资料，因此把交通搞好只是流通，辅以小城镇和市场，才能截下物流。

　　另外当时推行小城镇建设，也是基建成本低，这个需要抓住机会。

　　我们国家往往是总结典型、然后推广，这种方式实际上很危险，一种经验在当地有效，是因为它结合当地的实际好，就像沭阳1997年－1999搞小城镇建设很成功，但后来全国一哄而上，却很多失败了。

记者：您在美国进修过，对西方的一些价值理念了解甚多，但像“沉重的忏悔”这一措施，明显又是侵犯人权，对这一点您是怎么想的？

　　仇和：西方在我国现在这个发展阶段时，在我国这种人均GDP时，哪里有人权呢？我觉得中国现在要加快发展，用30年走完西方300年的路，政治优势是很重要的，权力相对集中，可以采取压缩饼干式的发展，不要截然把人治和法治当成是非的两极，承认宿迁的现状的话，能不能用人治来推动法治，用不民主的方式来推进民主呢？

为什么是宿迁为什么是仇和

改革逻辑

　　宿迁的激进变革，无疑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仇和的动机和逻辑在哪里？分析他的个人经历，或许能找到些答案。

　　仇和出生于江苏盐城滨海县农村，1977年恢复高考，仇和考上江苏农学院，毕业后分配到省农科院工作，并于1984年5月提拔为副处级，进入了官员队伍。

　　此后，仇和曾于1986年下派徐州丰县挂职锻炼2年半，静心研究农村问题。而对他造成巨大影响的是1995年，他作为江苏省第一批高研班人员，赴美国进修，系统学习西方政府管理和市场经济学。回来时，他带了满满两大箱书。正是在这时，仇和产生了强烈的施政冲动。

　　回国后，他在被提拔为省科委副主任前夕，改派到新组建的宿迁市，任市委常委、副市长，几个月后，他来到了沭阳。

　　沭阳当时是个什么状况？宿迁市委副书记谢波告诉记者，“陆域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县，却又是最穷的县，人均指标与全省相比，有11项仅为省人均的10％，财政收支缺口达1亿多元。宿迁市状况也大体相似，2001年的人均GDP和人均财政收入不仅比苏北五市平均水平低了近一半，甚至赶不上西部十省区平均水平。在江苏省总体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宿迁的”落后“显得分外”刺眼“。

　　“富的富得冒油，穷的穷得冒汗，”宿迁市委宣传部长叶辉说，“谁愿意受穷呢？但如果还是亦步亦趋，拍马追都追不上。”

　　事实上，传统的两条发展道路，宿迁市和沭阳县均尝试过：一个是跑项目，但毫无优势的宿迁市，几年下来，没有争取到国家布点的一个大项目；另一条路是“扶贫”，从1993年开始，江苏省曾连续3年帮扶过沭阳等贫困县“强力发展”，但大量的钱物，都被投入亏损国企等无底洞，1996年，当地为制造政绩，竟占用3000万元企业技改资金，作为财政收入，放了个“假脱贫”的卫星。

　　正是在这种状况下，渴望发展的沭阳，等来急欲施展身手的仇和，开始了超常规的改革。

　　仇和的个性，无疑在这场改革中举足轻重。几乎所有的被采访者，都谈到了仇和倔强的个性。在他上任时，官员们曾编了一个顺口溜：“一年仇和，两年求饶，三年求逃”。仇和听到后说：“那4年求什么？我就非要呆4年。”

　　仇和说他甚至想过：“如果组织上将我免职，我也绝不回南京，就呆在这做生意，研究沭阳。”

　　他无疑是个极为自信的人，“看准了的事情就要干，谁说也没用。”当本报记者问他，“这几年，你有没有做过一件失误的事？”他以沉默作答。

　　另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是仇和的急切，而通过他手中的权力，这种急，在下属的贯彻过程中，有时演变为狂飙猛进，有时蜕变为急躁。

　　在城区拆迁时，沭阳街头往往见到这样的标语：“大干30天封顶。”而在推行小城镇建设时，每个乡镇都领有任务指标，以致有的乡镇因完不成任务，干脆强行拆除老百姓的房子，逼其重建。

　　仇和曾经分析自已，“我搞科研出身，科研重结果，不重过程，所以有时表现出急躁的情绪。”

　　但他同时又说，“往往过程中容易争议，不如让结果早点出来，这样就有了说服力。”

民主尝试

　　赴美进修的半年，看来对仇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自从回国后，即使冬天穿西服，他也一定将衬衣穿在毛衣的外面，细节一丝不苟。

　　宿迁召开的所有大会，规定必须电视现场直播，“让每一个社会成员有知情权，也便于大家监督。”

　　1997年，沭阳试行干部任前公示制，这一做法引起轰动，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对此作出长篇批示。现在，干部公示制已被写进《干部任免条例》，在全国推广。

　　在他担任市委书记后，他在宿豫县推行干部“公推竞选”，此举同样在全国首开先河，胡锦涛再次批示。

　　“公示制解决的是知情权，公推竞选解决参与权、监督权。”毫无疑问，他有自己的目标，并且一步步在推进。仇和现在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对干部的施政过程实施监督”，他无疑感到了以个人来监督一个官员集团的劳累。

　　中组部调查组前来宿迁调研时，一位官员说了这样一句话，“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此话让仇和感慨，“看到了高层的开明。”

　　“建设民主不是目的，是手段，民主才能民安，民安才能得民心。”这是仇和的观点，但他现在他无疑又在反方向操作，先凝聚民心，实现民安，再建设民主。“这是我的矛盾之处。”仇和承认。

　　他甚至不认为自己是个改革者，他说，“我只是改良”。

得与失

　　仇和曾这样自我描述：“穿着裤子夹着尾巴，穿着钉鞋拄着拐杖，拎着乌纱戴着眼镜干工作。”

　　1998年8月22日，央视《焦点访谈》曝光沭阳县后，在当地引起了一场“地震”，一位王姓的科级官员，甚至录下了这个节目，在临街的窗口反复播放。

　　此事后来使沭阳的工业园建设搁浅，但也使默默无闻的仇和，从此声名大噪。在宿迁市委的保护下，仇和最终并未被免职。

　　仇和后来对此有了一句名言，“在外界争议中扬名，在内部不争论中发展。”

　　“改革必然要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仇和说，“做10件事，有一件错了，9件事上头不一定全了解，而错事肯定知道，因为有人会去上访，会去传播。”他将此比喻为“阴暗面的放大效应”。

　　从本报记者的统计来看，外界对宿迁的重磅舆论监督，几乎一年一个，但奇怪的是，屡屡被曝光的仇和，却不仅不倒，反而名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得到上级领导的信任，足可称为“危机公关”的典范。

　　2000年12月28日，仇和升任宿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8个月后，他被任命为宿迁市委书记，再次提拔。

　　仇和主政沭阳4年零20天，到2001年，这个全省最贫困的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17倍、财政收入增长2.25倍，在全省排名分别提升了13位和6位，职工平均工资、农民人均纯收入两项分别提升了21位和9位，GDP增长率全省第二，位次提升幅度全省第一。

　　在离开沭阳时，仇和在全县干部会上说，“我们四年不懈的努力、流淌的汗水、付出的辛劳，在得到群众认可、社会认同的基础上，终于得到上级党委和组织部门的认定，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高兴的呢？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安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