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昨日，省纪委副书记丘海在省政协十届十七次常委会议上，向政协常委们通报了2011年全省反腐倡廉工作的情况。

　　丘海提到，近年来腐败行为的“有组织犯罪”特征日趋明显，“一查一串、一端一窝”。茂名重大系列腐败案涉及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波及党政部门105个，市辖6个县(区)的主要领导全部涉案，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106名县处级以上“一把手”被查

　　汇报谈到，目前反腐败的主要问题在于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比较薄弱。公安司法、工程建设、组织人事、土地和矿产资源、国有企业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稀缺领域仍是腐败行为易发多发的“高风险区”。

　　十七大以来，我省有14名公安局长、28名国土局长、6名组织部长、43名大型国有企业董事长因违纪违法问题被查处。今年以来，全省共有106名县处级以上党政“一把手”违纪违法被查处，占被查处县处级以上干部人数的43.3%。

权钱交易逐渐转变为感情投资

　　此外，违纪违法案件数量居高不下，腐败现象呈现新的特点和趋势。十七大以来，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收到群众信访举报近32万件，信访年均增长量始终保持在十个百分点左右。共查处案件22039件涉及23390人，案件平均每年上升4.9%。

　　腐败分子作案手段日趋复杂化、隐蔽化、智能化，反调查意识和规避法律纪律的能力越来越强。腐败手段由直接交易、现货交易、有形交易向间接交易、期货交易、无形交易转化，腐败方式逐渐从权钱交易转变为感情投资、长线投资，腐败行为的“有组织犯罪”特征日益明显，“一查一串、一端一窝”。茂名重大系列腐败案涉及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波及党政部门105个，市辖6个县(区)的主要领导全部涉案。

党内同志关系庸俗化为“兄弟”

　　丘海还指出，少数干部作风不正，党内生活庸俗化，把党内的同志关系庸俗化为封建的“兄弟”关系，有的把正常的工作协调职责当做个人谋利的筹码。

　　他举例说，茂名市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经常在公开场合宣传他的做人三件事：当官、找钱、交朋友，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应有的分寸。一些年轻干部缺乏长期艰苦工作和复杂政治争斗的历练，在大是大非原则问题上认识模糊、态度摇摆。一些地方社会风气不好，红包礼金、奢靡浮华问题比较突出。

延伸

什么为“集体腐败”营造了“良机”？

　　随着近年各地官场窝案频出，“集体腐败”成为反腐败领域的热门议题。

　　有纪委系统人士指出，“集体腐败”虽然还没有明确理论界定或正式出现在法律文本中，但现实中已屡见不鲜。私设“小金库”、集体私分滥发最为常见，还有集体侵占、集体挥霍浪费、集体贿赂等。

　　有纪委系统人士归结出“集体腐败”的三个特征：“组织性”，即一般由一级组织作决定或经“一把手”默认、暗示；“整体性”，即所有参与者在共同意志支配下整体协作；“公共性”，腐败主体是执掌公权力的群体，以损害公共利益为代价。

　　中央党校教授林喆分析：“在群体联合作案情况下，群体获得的利益最后总是能分摊到其中每位个体成员身上。就在散兵状态中作案的个体而言，虽然没有加入团伙或依靠集体的力量，却因整个群体腐败所烘托的风气而获得了一种安全作案的环境。他可能并未卷入某一案件之中，却很可能在清查时被牵连出。所谓‘拔出萝卜带出泥’。”

　　是什么为“集体腐败”营造了“良机”？不少人士认为，缘由在于“利益均沾”和“法不责众”。一位纪委系统负责人指出，更深刻的原因是部门“寡头化”。在部门“寡头化”的体制下，公共组织权力被直接用来滋养该组织中的成员，使公共组织成了体制内利益非法输送的载体。

　　因此，一些业内人士呼吁将“集体腐败”写入刑法。也有学者认为，将“集体腐败”入刑很难操作，治理之道在于将问责落实到底。 据法制日报

　　目前反腐败的主要问题在于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比较薄弱。公安司法、工程建设、组织人事、土地和矿产资源、国有企业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稀缺领域仍是腐败行为易发多发的“高风险区”。

　　腐败分子作案手段日趋复杂化、隐蔽化、智能化，反调查意识和规避法律纪律的能力越来越强。腐败手段由直接交易、现货交易、有形交易向间接交易、期货交易、无形交易转化，腐败方式逐渐从权钱交易转变为感情投资、长线投资，腐败行为的“有组织犯罪”特征日益明显，“一查一串、一端一窝”。 ———省纪委副书记丘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