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徐文被其患者砍成重伤，酿成业界震动的“徐文事件”。其后，部分同仁医院医生罢诊抗议。

　　联系年内多起暴力袭医事件，人们不禁要问：在我国启动新一轮医改2年后的今天，医患纠纷为何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愈演愈烈？而在医患之间信任危机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制度缺失、机制空白？

医院频发暴力事件

　　在“徐文事件”发生前4天，北大医院医生穆新林在医院被患者家属殴打，致颈部受伤、左胫骨骨折；8月，东莞长安医院发生一起故意伤害案，致两医生一死一伤；同月，南昌市第一医院患方家属与医院保安共100余人互殴，致15人受伤、3辆面包车被毁；5月，江西上饶市人民医院医生被患者家属打残；1月，上海新华医院医生被患者家属持刀捅成重伤。

　　分管医患纠纷十多年的南昌市第一医院副院长张晋湘说，前几年发生医患纠纷，患方闹归闹、吵归吵，但都可以和院方坐下来谈，而现在，患方动辄上百人到医院，还没坐下来谈，就先打砸医院、殴打医务人员，然后开口就要上百万元赔付费，两年来，该院赔付患方的总费用已达260万元。

　　卫生部统计资料显示，2006年全国医疗暴力事件共发生10248件，到2010年陡增至17243件。医患纠纷发生后，有70%以上的医院发生过患者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事件；60%的医院发生过患者死后家属在医院内摆花圈、拉横幅、设灵堂等情况，其中的43.68%有暴力倾向或发展成暴力事件；96%的受访医生表示其所在医院发生过医疗暴力事件，认为医院正常诊疗活动受影响。

　　公安部门调查发现，少数乡村干部在医疗暴力事件中推波助澜，扮演教唆者、煽动者甚至组织者的角色。

为何非要使用暴力

　　不少受访者认为，医疗暴力事件频发，是医疗体系内长期存在的“看病难、看病贵”等一系列矛盾集中爆发的结果。“患者对医疗行为不满意本可以投诉，但为何非要使用暴力，这值得深思。”

　　北京患者张女士说，在医患关系中，从双方首次接触起患者便处于弱势地位，比如，挂号难催生了托关系、走后门，送红包、吃回扣也是公开的秘密；一些医院对病人的诊治档案严密封锁，导致医患信息不对称等。而一旦患者经历一系列不公平后仍未达到预期治疗效果，难免产生过激行为，将怨气统统撒给医院和医生。

　　“因医患间不信任导致的医疗暴力事件，反过来又使医患关系急速恶化。”南昌市第三医院新生儿科主任吴英说：“现在，医生戒备患者，患者不信任医生，医生从‘白衣天使’变成了‘白狼’。”

　　而在医患关系紧张的当前，医生人人自危，部分医生为了自保，倾向于让患者多做检查，另有一些医生对风险较大的手术，能躲则躲。

调解的“死胡同”

　　据记者了解，医患纠纷的调解目前主要有四种：一是医患协商，二是行政调解，三是人民调解委员调解，四是民事诉讼。

　　医学鉴定结果是进行调解的唯一合法依据。北大法学博士后张献认为，医疗纠纷主要由作为第三方的医学会出具鉴定结论，但医患间信息严重不对称的现状，很容易导致鉴定结果简单草率甚至偏向医院，致使医疗官司久拖不决。

　　业内人士称，医学鉴定短则半年，长则一两年，群众等不及，而且也对医学鉴定不信任，各种调解很难开展。若走司法程序耗时又费钱，群众更不愿意接受。

　　于是，相较而言，反而是医疗暴力事件成为获赔最见效的手段。有医院工作人员表示，一旦暴力袭医事发，政府出于维稳，往往不分青红皂白要求医院“花钱买平安”。

　　多家医院负责人认为，其实花钱买不到平安，而恰恰是这种并不得当的处置方式导致“大闹大得、小闹小得”，助长了医疗暴力事件的歪风。

　　民间有顺口溜称：医院要面子，领导要帽子，群众要票子；群众得不到票子，医院就要丢面子，领导就要掉帽子。

　　相关专家认为，医患纠纷说到底还是人民内部矛盾，“疏导始终是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