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都网—海峡都市报讯 这几天，关于刑诉法将改“大义灭亲”为“亲亲相隐”的报道占据了大小媒体不少版面，专家和时评论者纷纷赞扬这个回归人性之举。

　　昨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审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其中有“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可免于出庭作证”的规定。何谓“亲亲相隐”，为什么要呼唤“亲亲相隐”，“配偶、父母、子女可免于出庭作证”就是“亲亲相隐”吗？本报记者就这些问题专访了刑诉法专家、中国政法大学洪道德教授和对“亲亲相隐”制度颇有研究心得的厦门海沧法院法官黄鸣鹤先生。

解码一 什么是“亲亲相隐”

亲属之间有罪应当互相隐瞒，不告发和不作证的不论罪，反之要论罪

　　2009年，歌手满文军作证称妻子组织吸毒的事件曾一度引发社会对“大义灭亲”孰是孰非的争论，老祖宗留下的“亲亲相隐”制度开始被学者介绍进入公众视野。

　　所谓“亲亲相隐”，是中国古代直至近现代长期实行的一项刑律原则，即亲属之间有罪应当互相隐瞒，不告发和不作证的不论罪，反之要论罪。

　　厦门海沧法院法官黄鸣鹤一直主张对古代法制管理不能一概摒弃，而应该吸纳其中比较合理的东西，“亲亲相隐”，就是他认为值得回归的一种理念。他介绍说，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提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亲亲相隐”思想，意思就是说，父亲和儿子间互相隐瞒不利情况是人之常情，法律不应因此而惩罚他们。

　　在儒家“亲亲相隐”思想与法家“大义灭亲”精神的角力中，“亲亲相隐”占了上风，汉代，汉宣帝时下诏规定，卑幼收匿尊长的，不负刑事责任；尊长收匿卑幼的，除卑幼犯死刑之罪外，不负刑事责任。这种亲属间的隐匿制度在唐朝立法中达到极致，《唐律名例》和《唐律疏议》将“有罪相为隐”的范围从直系亲属扩大到一起生活的非血缘关系间，包括奴婢和部属，在宋律、元律以及明清的法律中，隐匿的范围扩大到兄弟姐妹和岳父母、女婿间。

　　国民党政府时期也有“亲属有权拒绝作证及不得强令亲属作证”的明确规定，现在台湾仍在遵循相关规定，但不再将告发亲属定为犯罪。

解码二 各国为何选择相隐制度

我们摒弃的制度，西方还在使用，与此同时，西方对大义灭亲不提倡也不惩罚

　　新中国成立后，“亲亲相隐”被视为封建糟粕遗弃，转而大力提倡“大义灭亲”。现行刑诉法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表明我国亲属没有拒证权。而在司法解释中，鼓励大义灭亲的规定更比比皆是，如规定嫌疑人被亲友强送到司法机关的，可以比照自首减轻处罚。“亲亲相隐”，并不是中国古代法制的特色，德、法、英、美等西方国家和我们的近邻韩国和日本，也都有“近亲属有拒绝作证权和近亲属窝藏得以减刑或免受刑罚”的规定，并且沿用至今。与中国古代的“亲亲相隐”不同的是，现代西方法治认为，亲属作证特权是一种权利，即不作证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义务，对大义灭亲行为则不提倡也不惩罚。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认为，古今中外之所以都选择了“亲亲相隐”或容隐，是因为在任何社会，亲情都是社会的基石，允许“亲亲相隐”可能会对受害人造成不公，对司法部门查案和审判造成不便，但缺乏人情的法律，却会破坏道德伦常，亲情沦丧会起到更大的负面作用。

　　洪教授说，必须明确，中国的“亲亲相隐”和西方的亲属容隐制度，都是有限制的，一是对亲属范围的限制，大多限制在直系亲属、兄弟姐妹和配偶之间；二是对允许容隐的案件类型有限制，在中国古代，谋反和亲属互相侵害罪不适用“亲亲相隐”原则，在西方部分国家，也有相似规定。

解码三 容隐制度真的回归了吗

专家认为立法机关提出的只是一个折中方案，不是相隐，也无关大义灭亲

　　近年，随着对人权和伦理的反思，“亲亲相隐”重归专家学者的视野。日前，有消息传出，此次刑诉法修改有望加入“亲亲相隐”规定，颠覆大义灭亲理念。昨日相关条款被公布，洪道德教授仔细了解后认为，目前立法机关拿出的只是一个折中方案，并不是真正的“亲亲相隐”，更谈不上大义灭亲理念的颠覆。

　　昨日公布的草案规定了强制证人出庭制度，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无正当理由不出庭的，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还可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胜昨日表示，增加这郎一条规定，是考虑强制配偶、父 、子女在法庭上对被告母人进行指证，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

　　洪教授说，这个条款只是赋予了近亲属不被强制出庭作证、不因不出庭受司法拘留的权利，但并没有解除近亲属的作证义务，这意味着，在面对警方或检方的侦查时，近亲属仍必须作证，否则就是违法。在目前的法制环境中，不到庭接受质证的证人的书面证言，常常仍旧会被法庭所认可，这与坊间所期望的“亲亲相隐”还有不小距离。

　　洪教授认为，解决方案并不复杂，只要在这个新条款中加上一款规定：“书面证言证人未能出庭当面质证的，该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本网记者 谢秋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