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0月14日电 生物安全法草案正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三次审议。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这一法律草案的审议颇受关注。多位与会人员在参加分组审议时表示，要明确生物安全工作的责任主体，加大对生物安全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最大难题——如何“明责权”

　　分组审议中，多位与会人员表示，生物安全法草案涉及的部门、方面众多，建议明确生物安全工作的责任主体。

　　草案三审稿规定，列入监控范围的不明原因疾病的，应及时报告，并采取保护措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刘振伟就此发问：“向谁报告？”他指出，这一问题应当予以明确，避免发生多头报告、责任不清。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王超英也持有相同观点：“这个法律(草案)里有关部门特别多，在有些事项上，看不出来到底是一些什么部门。”他建议，相关工作还要更加明确、精细，比如增加按照职责分工的规定，“是这个系统的，我一下子就明白应该向谁备案”。

　　“生物安全最大的难题就是责任主体和执法主体，要确定很难。”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吉炳轩指出，生物安全涉及众多部门，没有任何一个部门能独立承担起管理任务和法律责任，但法律的执行需要有明确而具体的责任主体和执法主体。他建议在草案通过后，国务院能够尽量明确责任主体、执法主体，压实责任、明确权力，使法律真正发挥作用。

　　加大惩处——突出“划红线”

　　草案三审稿建议增加对相应违法行为的处罚，加大处罚力度，明确民事责任，并对境外危害中国生物安全的有关违法行为予以惩治。

　　“上一次审议的时候，我和不少代表认为草案法律责任这一章的处罚太轻了，不足以震慑在生物安全方面的违法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孙建国表示，处罚加重后可能会影响生物技术的发展，但生物安全法是确保生物技术健康发展的前提。“虽然是‘双刃剑’，但并不矛盾。”

　　孙建国还注意到，草案三审稿对涉及法律责任的6条内容作出相应修正，加重了处罚。但这还不够，法律责任这一章的各条款还应进一步修改完善，否则“不足以震慑生物安全的违法行为”。

　　“我们称它为生物安全法，而不是生物促进法，就是为了突出红线底线概念。”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克恭表示，制定生物安全法非常必要、及时，特别是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人们强调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行为有止。对生物技术的研究、开发与应用划定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这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也是生态文明的本质要求。

　　落地实施——注重“防风险”

　　生物安全法草案经过两次审议修改，已经比较成熟。分组审议中，多位与会人员也谈到法律出台后的落地实施。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吕薇指出，生物安全法包含许多新事物，且技术性较强，需要社会予以了解。宣传的同时要进行专业性的司法解释。要营造法律实施的环境，加强相关法规、条例、办法和政策的对照修订，促进本法的实施和落地。“这需要一系列配套的政策和法律的细化。”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李巍也指出，生物安全法草案提及的许多制度是首次出现。法律出台后，有关部门应当尽快研究，出台相关配套规章制度，包括相关标准和规程，使生物安全的法律制度能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也便于法律的实施。

　　“这部法律出台以后，要加快制定修改相关法律和配套法规，在修改的过程中特别是要将风险预防原则贯彻其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艾力更·依明巴海指出，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提醒我们：防控到位、措施有力，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和环境、经济就会减少损失。“生物安全法治建设应该以风险预防为首要原则，要强调防患于未然。”(李纯 郭超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