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底，明代航海家王景弘学术研讨会在王景弘故里——龙岩漳平举行，来自北京、上海、江苏等6个省、直辖市，涵盖中国科学院、上海海事大学、厦门大学等13所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就进一步深化王景弘研究集思广益。

　　谈及我国古代航海史，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事迹被写入中小学教科书而家喻户晓，但与郑和并肩领航、共下西洋的王景弘却鲜为人知，其事迹贡献长期被历史烟尘所覆盖。随着我国对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深入，作为下西洋另一核心人物的王景弘逐渐从历史深处走进公众视野。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王景弘是我们福建的乡贤，为开拓海上丝绸之路作出很大的贡献，大有文章可作。”深化王景弘研究，不仅可拓宽郑和研究的视野，更能为高质量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贡献力量。

　　王景弘雕像

　　屡下西洋

　　开拓海上丝绸之路的功臣

　　郑和无疑是下西洋活动中重要的首脑人物，但在七下西洋这种前无古人的大规模航海活动中，仅凭郑和一人之力恐难以通盘掌握，在郑和使团的领导成员中，王景弘是郑和有力的左右手，历史清晰记载着王景弘在七下西洋航程中的身影。

　　《明史·郑和传》记载：“永乐三年（1405）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这是郑和与王景弘首次出使西洋。

　　之后，在永乐五年（1407）、永乐七年（1409）、永乐十年（1412）、永乐十五年（1417）、永乐十九年（1421），郑和与王景弘皆受命出使西洋。

　　宣德五年（1430），王景弘与郑和受命率船队第七次出使西洋。在第七次出使西洋时，郑和于1433年在返航途中病逝于印度古里，临终之时，他把带领船队继续航行的重担托付给王景弘。此后四个月，王景弘作为最高统帅，独自带领船队扶柩返回中国，完成了七下西洋的最后一次远航。

　　王景弘七下西洋的事迹有多方史料相互佐证，已得到学界广泛认可，但后有学者提出“八下西洋说”。据《明史·苏门答剌国》记载，宣德九年（1434）六月，为给死于中国的苏门答剌（腊）使者报信，王景弘受命以正使身份独自统率船队出使西洋诸国。八下西洋的观点提出后逐渐被一些文章采用，但因其涉及明初对西洋地理位置的定义、下西洋与一般外交出使的关系等问题，是否应当将“七下西洋”扩充为“八下西洋”尚有待学界充分论证。

　　在开拓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王景弘作出了突出贡献。

　　相对于郑和对七下西洋活动的全盘统辖和指挥，生长于沿海的福建、拥有丰富航海知识的王景弘则主要负责下西洋航路的选择、船队的管理等，侧重于船舶的制造、航海人员的选拔、船队应用物资的准备调用，以及主持下西洋航海的具体事务。王景弘牵头进行了具有相当规模的海洋调查活动，矫正海航针簿与牵星图样，为航行提供技术保障。

　　晚年，王景弘在南京潜心整理下西洋的航海资料，编著《赴西洋水程》《洋更》等，这些原著虽因年久失传，但其中不少内容流落民间并被辗转抄录，成为明清时期航海人员驾舟出海的“航海指南”。

　　王景弘不仅是伟大的航海家，也是明朝卓有建树的外交活动家之一。每次使洋，船队都随带丝绸、瓷器、茶叶、铜铁及各种工艺品与各国交流，发展中国与亚非国家间的通商关系，促进彼此间的经济、文化和科技交流，增进人民之间友谊。

　　王景弘纪念馆

　　记载不详

　　史料有待进一步挖掘

　　王景弘本应是与郑和齐名的伟大航海家。但遗憾的是，对王景弘的忽视倾向古已有之。《明史》当中并未给王景弘立传，只在《郑和传》中附带提到他的名字。江苏省郑和研究会会员仲跻荣说：“对于王景弘的研究相当不够，最困难的莫过于史料太少。”

　　由于史料记载的缺失，王景弘研究成为后人研究明朝七下西洋的缺项，研究过程中也常陷入众说纷纭的困境。

　　首先，王景弘与王贵通是否为同一人成为困扰诸多学者的一大难题。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陈学霖说：“这是一个载籍上缠夹不清、必须先行解决的问题。”通过对各类史籍碑记的考察，有学者认为二者很多方面都离奇吻合。陈学霖还从文义上分析：“假定贵通是名，以景弘为字，十分贴切典雅，很容易联想为同一人。这样看来，二者为一人异名实无懈可击。”但厦门大学南阳研究院教授李金明却认为该论断存在诸多疑点，他表示：“王景弘是否就是王贵通仍值得商榷，还有待于今后找到更确凿的史料予以证实。”

　　在王景弘的晚年归宿上，学界也争论不休。王景弘去世的时间和地点，至今没有定论。海外传说，王景弘晚年留居于爪哇三宝垅，死后葬身其地。例如侯鸿鉴的《南阳旅行记》中记述“三宝洞旁有一墓，当时郑和、王景弘同游南洋。王卒于此，故葬之，相传为三保大人埋骨处”。但这多是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厦门大学教授庄为玑则猜测王景弘可能在南京去世，他认为：“三宝垅的王景弘之墓恐是传闻失实，未足为信。”

　　王景弘在下西洋中的具体事迹，更是传说多于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