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伦敦波特兰街49号，是一座由英国著名建筑师罗伯特·亚当设计的新古典主义建筑，1877年成为清政府驻英公使馆。现在，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国大使馆。在这座建筑的三楼，有一个很小的房间，被命名为“孙中山先生蒙难纪念室”。孙中山30岁那一年，曾在这间斗室内被关押了12天。

­　　这个房间的中央安放着孙中山先生的半身铜像，铜像上方悬挂着一个牌匾，上书“孙中山先生蒙难室”，是胡耀邦1986年访问英国时题写的。房间另一侧的一张桌子上，摆放着一个英国人的半身铜像，他就是孙中山在香港学医时的老师康德黎，他也是孙中山的救命恩人。

­　　孙中山与英国的故事发生在1896年。这一年9月30日，孙中山从美国乘船到英国利物浦后转乘火车抵达伦敦。那时，孙中山发动的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他被清政府悬赏通缉。10月11日早上，孙中山离开寓所准备去探望他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英国籍老师康德黎，“巧遇”了一个“同乡”，这位“同乡”热情邀请他到家中“吃茶”。当他们来到波特兰街49号时，大门突然打开，孙中山被挟持进清政府驻英公使馆，关押在三楼一间窗上装有铁栏的小房间里。原来，这位“同乡”是清公使馆派来诱捕孙中山的官员邓廷铿。

­　　英国格林威治大学副教授、全英华人华侨中国统一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刘凯多年研究晚清、民国历史，他向中新社记者回顾这段历史说，清公使馆诱捕孙中山后如获至宝，花大价钱向英国一家轮船公司租用了一艘轮船，打算把孙中山秘密押送回国。

­　　而铁窗之内的孙中山想了各种自救的办法，他多次写纸条扔出窗外，希望有路人捡起交给康德黎，可惜未能奏效。经过反复努力，孙中山成功说服公使馆的英国籍工作人员柯尔和女管家霍维夫人，请他们给康德黎递送求救信。

­　　刘凯说，根据孙中山后来所写的《伦敦蒙难记》记载，康德黎收到求救信后，找到孙中山的另一位英国朋友孟生，两人多次到伦敦警察局和英国外交部，要求英国政府出面干预此事，并亲自到清公使馆要求放人，但均告失败。

­　　10月22日，康德黎和孟生到伦敦刑事法院控告清公使馆违反《人身保护法》，但法官未予受理。然而，这一消息被守候在法院的《地球报》记者听到了，《地球报》当晚就刊登了孙中山被诱捕的消息，引起轰动。次日，伦敦多家媒体报道了这一事件，谴责清公使馆的蛮横行为。

­　　在舆论压力下，英国政府向清公使馆提出交涉。23日，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向清公使馆发出照会，要求公使馆按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立即释放孙中山。当天下午，孙中山终于被释放，走出了囚禁他12天的斗室。

­　　“清政府蹩脚的诱捕行动，让全世界看清了清政府腐败和暴力的本质。”刘凯说，经过伦敦英语媒体的报道，孙中山在世界上的知名度更大了，被全世界视为中国革命的旗帜性人物，他也完成了从“革命者”到“革命家”的转变。

­　　获释后，孙中山一直在伦敦居留至1897年7月。在此期间，他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室研读西方政治、经济、外交、法律等书籍，认识到除了民族、民权之外还需要解决民生问题，初步形成三民主义的思想。经过对英国社会的考察和研究，他的革命思想和政治主张进一步成熟。

­　　孙中山在他的《孙文学说》里这样写道：“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土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余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

­　　刘凯表示，伦敦这座城市对于孙中山的革命生涯有重要意义。从史料来看，他在大英博物馆博览群书，并结交了一些进步人士，开阔了视野，逐步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理论体系。

­　　孙中山遭囚禁的那个房间，至今仍保存着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亲笔书写的诗作《使馆中总理蒙难所居室》，其中两句是：“当年不作拘幽操，今日人寻羑里居。”房间内还有上世纪30年代中华民国驻英公使郭泰祺手书的《孙中山先生伦敦蒙难纪念室记》，结尾处写道：“凡国人之来斯室者，于敬仰之余，追怀总理当时救国救民之宏旨，不屈不挠之精神，其亦知所以兴乎。”(中新社记者 周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