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袁钟有些疑惑：一位急诊科的年轻医生刚和病人说了三句话，病人就要举手打他。“为什么一些医生连话都不会好好说了呢？”

　　这还算不上厉害的。过去一年，以同仁医院医生被砍为代表的恶性事件频发，昭示着医患之间的矛盾已深入骨髓。人们开始反思，是什么让本是“同盟军”的医生和患者同室操戈？医科学生的人文教育由此成为医学和教育界最受关注的话题。

　　“医疗有时是治愈，经常是帮助，却总是抚慰。唯有在医学教育中深植人文精神，手术刀才会闪出温暖的光芒。”袁钟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可是，曾为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长助理的他也知道，当下一些学校医学教育的薄弱之处恰恰也在这里。

　　校园里人文课程成“走过场”

　　哈尔滨医科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国内医学专业人文课程的课时数占总学时8%左右，而美国、德国多达20%~25%，英国、日本约为10%~15%。这份调查还显示，当下国内一些医学院校人文社会科学的课程设置较混乱，不仅开设的课程门数少，学时也少。

　　在这一点上，刚刚经历了2012年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武汉某高校临床专业大五学生龙飞湖有切身的感受。龙飞湖告诉记者，他所在的高校培养方案上称“要将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考核放在首位，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与考核”，但在日常的学分选修学习中，感受到的却是“培养重技术不重人文”。

　　龙飞湖本科的学制是国内医学教育中较为普遍的五年制。按照培养方案，5年内该校临床医学的学生毕业学分要达到185学分，必修课共开设50门，共计162学分。在这些必修课中，大多是人体解剖学、内科学、外科学、生物化学等专业类基础医学或临床医学的课程，以及英语、数学、物理等公共基础课和与各种专业理论课相对应的实验课程，龙飞湖经常和同学感慨，“除了英语和政治，没有一门课是有关人文通识或医德教育的。”

　　近5年来，龙飞湖只选修过一门和医德相关的课程——医学伦理学。这还是一门选修课，1.5个学分。院方要求本科生的选修课达到20学分，其中，通识课12学分，专业基础课2学分，专业课6学分。这意味着，本科阶段，龙飞湖选修和人文有关课程的学分还占不到总学分的1%。

　　浙江某知名高校医学院毕业生白俊翔有着类似的感受。白俊翔发现，同学中选修医学伦理课这门“大课”的并不多，一个能装下300人的阶梯教室只能坐下一半，而听课学生的数量，则从学期开始的一半逐渐减少。他还记得，人最少的一次，任课老师对前来听课的学生说，“今天我不点名了，你们自己挨着报名字就可以。没报上名的都算旷课。”

　　“这些课有时很无聊。”白俊翔告诉记者，头几节课，他听到任课教师谈起当下医患纠纷事件时会竖起耳朵听，但到后来，老师的讲课越来越偏重说教，“一上来就告诉我们不要收红包，要好好练本领，对得起这个患者，对得起那个家属……”作为医科生的他听到这些“脑子就大”，便偶生逃课的念头。

　　大三时，白俊翔所在的医学兴趣社团做了一个针对临床专业大五学生医德教育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有29%的学生认为课程缺乏体系，与专业课的关联性较低；有33%的人认为意识形态的教学内容较多，理论联系实际的较少；另有16%的人认为课程之间的交叉融合较少，实用性不强。

　　都忙论文去了，谁还管人文

　　一些学校医学人文教育的缺失仅是一方面。“医德的教育与传承更多地在医院这样的社会课堂上断了线，没有人，也没有环境给年轻的医生讲‘医乃仁术’。”一位急诊科主任对袁钟说。

　　事实上，医院的考核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医学院的教育方向。

　　当前，不少医院虽然有相应的医务人员医德考评制度。“但多是摆设。”首都医科大学教授李方正(化名)说，很多医德考评由自我评价、科室评价、单位评价三部分组成，但仅从这三部分考核来看，“自己不给自己说坏话，科室同事彼此之间不说坏话，不了解具体情况的单位领导则只盖个章”，缺乏患者评价的医德考评很难具有可信度。

　　“即便是有较为真实的医德考评，也未必能倒逼医德的进步。”丁香园创始人李天天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这一问题的症结在于当下的医院管理制度。常和一些三级医院打交道的他说，国内不少医生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来看病，另外三分之二的时间多用来搞科研和教学，“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医疗之中”。

　　一位三甲医院的老教授告诉李天天，他每天除了8个小时临床诊断、预定手术的上班时间外，其他大部分时间都放在文献阅读上。这位老教授说，他每个月要读一百篇全英文的论文，平均一天三四篇，“一篇读下来，一个小时都算快的”。

　　李天天告诉记者，在公立医院中，院长之间比拼的一是论文发表的数量，二是医院当年的收益。前者是看院内的医生能发表多少篇论文，后者则通过每个科室的“翻床率”即一年能看多少位病人来计算。医院院长通常会把科室主任叫到办公室，单独分配任务，“你们去年是100万，今年就150万吧，多了？130万。”科室主任还要当着院长的面签下责任状，如果完不成创收任务，“下一届主任就不要再干了”。

　　“如果花上30分钟看一个病人，医生和病人都愿意，但是，谋求创收利润的医院领导不乐意。”李天天感慨，医生看病渐渐取代看人，看病则成了出效益的流水作业。这也是医德教育难以开展的原因所在。

　　人文这条腿瘸不得

　　袁钟认为，一段时间以来，医学院校的人文教育和医院层面的治疗成了两张皮。在不少医生和医学生眼中，医德在实际医疗工作中作用不大，于是，学生不爱学，老师也不好好教。

　　这实际上是一个误区。袁钟说，医德对于实际的医疗工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医学界的一句名言“医疗有时是治愈，经常是帮助，却总是抚慰”，便是最好的佐证。当然，“有说服力的医德教育并不是单纯地说教，更是要在医疗工作和实践中进行。”

　　“一次见证死亡的经历就够了。”进入浙江某三甲医院工作后，白俊翔有了新的感受。当他看到病人在自己眼前死去，才知道医生的担当何在，尤其是他在重症监护部门轮岗的那段时间，更是了解了医生在患者心中的地位。

　　一个医科学生曾对全国政协委员、吉林大学医学部博士生导师迟宝荣说，尽管在临床技能中心的模拟人身上做过多次训练，但是当他第一次走进病房碰到“活人”仍旧十分紧张，结果额头上的汗都滴到病人的肚子上。病人擦了擦肚子上的汗，递了纸巾给他，这位学生竟未能察觉。当病人第二次把纸巾举到面前时，他才反应过来。

　　后来，这位学生才知道，多亏自己进门时对病人说的那句“我是实习医生，做检查的时候如果您有什么不舒服，请告诉我”。病人对他的紧张不仅没有反感，还不停安慰他说，“小伙子，别着急，慢慢来。”

　　另一位实习医生的经历更是让迟宝荣记忆犹新。这位学生要照看的是一位眼睛失明的农民老伯，做超声波检查时拄着拐杖，每次都需要人搀扶，这次，轮到了这位学生。检查结束后，老伯对他说了一句，“小医生，你的手很温暖。”这一句看似冷不防的话，让这位学生差点哭了出来，因为整个检查过程中，他除了一直牵着老伯的手，扶着他以外，“我什么都没做。”

　　原来，医生的任何一个小动作，都会对患者的心情乃至治疗产生影响。

　　“缓解医患矛盾，关键在于沟通。”迟宝荣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要让医生和患者形成良性的沟通，需要医生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过硬的专业技术；二是良好的职业道德。尤其是后者，医科学生要通过实践中的医德教育来领会，实习时，除了注重临床实践，还要通过切身经历来感受沉甸甸的医德，以及“手术刀”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