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希哲:就低生育率来说,中国、欧洲、美国等国家都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在中国也发现,低生育率的家庭通常是一些接受教育程度较高、财富累计程度较高的人群或家庭。
对中国来说,一方面不久之后政府很可能会在政策上有更多放松、改革的空间。另外,也需要更强大的支持体系来加以应对。根据目前国家指导性原则会有更多托儿所、幼儿园在不同的层面上开出来。比如,2017年上海市政府宣布的十件大事中,有一件就是要多建立由政府主办的儿童照料所或是教育机构,鼓励工厂、非政府组织在内的机构兴办自己的幼儿园、托儿所,这可以解除许多想要生二胎家庭的后顾之忧。
还有税收制度改革,也非常重要。在美国,如果家庭有两三个孩子,同时又要看护老人,可以享受很多税收减免政策。而中国这方面现今仍是空缺。虽然财政部承诺未来就这个问题会进行调研以鼓励居民生育更多的孩子,但目前还没有看到实质性的动作。中国需要一整套综合措施,打“组合拳”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南希·莫若奥威尔:是的,很多国家低生育率的问题除了政府的政策外,还要基于很多社会支持体系的建设。特别是在韩国等亚洲国家非常重视社会资源体系的建设。比如,是否提供免费或是收费相对低廉的日间照料和儿童看护服务?是否令人享受到较为慷慨、舒适的产假和哺乳假?如果社会支持体系做好了,也不怕人们不生二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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