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发稿,太原马艳飞案和武汉郑禹案牵涉人数最多的“人人分期”表示:“我们拒绝接受此类采访。”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律师魏艳丽长期处理此类案件。她感到,迄今唯一专门规范网贷的由银监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网信办制定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距离真正落地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由她代理的相关案件,在向银监会、金融管理局投诉时会没有回应,去公安机关报案时,公安机关判定这属于民事纠纷,不予立案。拿不到公安机关的不予立案通知书,又无法在检察院立案。
在武汉,原价6788元的手机滚动成了3万多元的债务,催款电话也让很多受害学生感到不安。他们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不是法院判决书上那29位受害者中的一员。
派出所曾以“做笔录做晚了”等各种原因解释他们的疑问,但很多受害者表示,自己多次到派出所要求做笔录,常常一等就是一下午。即便做了笔录,名单上也没有自己的名字。
太原的许宁警官亲身感受了此类案件的繁杂。为了查清马艳飞案,他所在的龙城刑警队先后两次向市检察院和省高检申请延长侦查。在160多天的时间里,仅马艳飞,许宁就审讯了30多次。最终,纸质和电子版案卷合计200多册,往检察院运送需要3辆车。复杂的案情也使得马艳飞案至今未能开庭。
今年3月30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宣布成立网络借贷专业委员会。该委员会将制定网络借贷自律管理规则、经营细则和行业标准,开展自律管理及检查,维护市场秩序等多项工作。
范立夫担忧地表示,校园贷领域已陷入两难境地。一些平台退出,另一方面,不合规的平台仍然存在,乱象依旧频发,行业被“妖魔化”。
他认为,校园贷作为普惠金融的一部分,能满足即期支付能力不足学生的消费需求。如果平台能够按照监管政策合规经营,那么校园贷并非完全是负面的。
一位互联网金融从业者认为,此类事件通常是:学生里的品行恶劣者来骗贷,而许多学生贪图小利,信用意识淡薄,被同学诱骗贷款。在处理中,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以同情代替道理,由企业买单,那信用社会、契约精神无从谈起。校园需求宜疏不宜堵,如果正规企业不再为需要帮助的年轻人服务,那这部分空白将被高利贷和逃脱监管者所占领,劣币驱逐良币。
现在,诸如“武汉大学生贷款分期”的小广告还在郑禹的母校俯拾即是。它们声称“是学生来就放款”,“不看征信,不打父母电话”,“推荐一名大学生,可获500~5000元奖励,能者多劳”。
电线杆、垃圾桶和马路边依旧充斥着贷款小广告。在这些花花绿绿的纸片背后,网贷的丛林中依旧上演着狩猎的剧情。
武汉的一名放款人得意地在微信朋友圈晒出大量与大学生的转账截图,也警告式地发出几张催债图片。图片说明是:“按时还钱啥事没有,不讲诚信的,我让你连年都过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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