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也经常被家人提起。
“至少在8年前,一回家七大姑八大姨就会劝我换工作,赶快放弃。”刘志峰说,“我无法说服他们,又不能告诉他们我还要干多久。”
在10年的劝募中,刘志峰遇到过不少与自己同龄的校友,甚至是自己的同学。这些校友早就实现了财务自由,自己却连“老婆逛个珠宝店都会害怕”。
依靠自己刚刚过万元的工资,他跟妻子一起租房子住了将近7年,最小的时候是上世纪60年代盖的,只有40多平方米的筒子楼。
但是从基金会的工作,他总能获得一些“长久的快乐”。通过搜集来的11万人次的校友联系方式,基金会每个月都向他们推送学校的简报。除此之外基金会还做了20多份科大校友研究。有硅谷和华尔街的职业地图、有制药和生物技术的校友分布。几乎每一份报告看起来都像学术研究一样,在里面可以找到直观的图表,也能看到精确到小数点的量化标准。
基金会每年都请第三方机构进行审计,并在网站上公布。从工资、保险、网站维护,到具体项目、公益捐赠支出,每一项都能有详细的记录。
一位校友通过支付宝给基金会捐赠100元后,没过几天就收到了一张发票,上面盖着新创基金会的公章。
“大江东去,人生是不归路。”他用电影《不归河》的一句台词来形容自己的处境。电影里,一条大河和男女主角的命运缠绕在一起,滚滚东去的江水就像他们的过往。命运与过去,存在既妥协又抗争的关系。
他知道自己很难再过上物质丰厚的生活,但始终记得新创基金会设立时就定下的宗旨。那些激励他的文字里写着:“以校友捐赠为种子,以有效的项目设计与实施获取高效成果……争取成长为教育基金会,参与中国未来可期望之教育改革。”(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杨海 胡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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