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历经世事,80岁的樊发稼仍没改掉他直肠子的性格。提到儿童,尤其是涉及他所从事的儿童文学研究工作,让他说假话、吹捧话,是绝对不可能。
“现在,一些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家和评论家非常不自信,老觉着‘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其实,中国的儿童文学古已有之,类似《灰姑娘》那样的童话,我们的民间故事里也有。”日前,在北京市文联主办,北京市文联研究部、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和东方少年杂志社共同承办的“儿童文学创作的社会价值与文化责任”专题研讨会上,一生致力于探索童心的樊发稼带着几分愤怒,指出当下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领域的一些问题,“还有少数儿童文学作家文章写得很好,经常得奖,但教给孩子的道理自己都做不到。我认为,写文章首先要会做人,做个好人、有良心的人。”
这番话让冰心儿童图书奖评审马光复想到了儿童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冰心老人。冰心父亲的爱国主义教育对她影响至深,引领冰心在生活和创作中勇往直前,做一个正直无畏的人。“儿童文学创作中也应该多出现这样的正能量引领,把光明、希望、积极向上的精神传递给孩子,让孩子们到‘太阳’底下去。”马光复说。多年从事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和评奖工作的他,发现现在的儿童文学评论家说好话的多,指出问题、研究和探讨儿童文学发展状况的少,一些评论家本身眼界不足,导致对作品的认识存在偏差。“作家如果真的爱孩子,就不会把儿童文学当儿戏,把不成熟的甚至带有不良影响的作品拿出来。”他说。
曹文轩的《草房子》之所以让人回味悠长,是因为作者将与父亲绵长的回忆一点点记录在作品当中,让小读者们感受到他在一次次告别中的成长,懂得感恩和珍惜,真实的生活自有万钧之力。在业内人士看来,当前儿童文学创作却出现了两种极端,要么是天马行空的童话故事,主人公是小兔子、小狗,夹杂穿越、玄幻等无厘头情节,要么变成不忍直视的伤痕文学,暴力、旷课、早恋充斥全书,把童年写得惨不忍睹。而一些评论家没有直面这些问题,甚至还主张撇开儿童文学的教育性,认为它束缚了孩子的天性。“这是作家不负责任、逃避现实的表现。现在的儿童缺乏的就是对生活的观察、对他人的关怀,如果作品忽视现实,过分强调幻想和游戏功能,对孩子的心理成长极为不利。”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策划总监安武林强调。
儿童文学作家、当了40多年教师的王小民也感叹,当下,想找到一篇关注现实的校园小说很难。这可能跟很多作家不关注、不了解校园环境有关。但他也发现,最了解孩子及其学习生活环境的中小学老师很多不愿意提笔写作了。王小民建议那些善于观察生活、对文字感兴趣的老师应尝试创作,不只为了记录某件事,而是让更多孩子知道在成长中可能发生什么,当遇到这些事的时候该如何面对。
今年6月,首都精神文明办、北京市教委等单位向社会公布了100名“最美少年”,这些少年身上闪现出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热心公益、自强自立等中华传统美德。首都精神文明办未成年人工作处处长常建军希望依托专业作家的力量,把这些孩子的故事融入儿童文学创作中,塑造积极、健康、阳光的形象,使之成为广大青少年学习的榜样。“这几年,围绕‘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等主题,政府部门做了很多教育相关工作,创作了一些新童谣、创排了一批舞台短剧。榜样其实就在我们身边,需要作家俯下身去,把对生活的观察转化为孩子们能接受的语言。”常建军说。
“除了在内容上下功夫,推广方式也很重要。我女儿小时候喜欢的书,我觉得毫无意义;但大人推荐的经典儿童作品,孩子又不予理会。阅读推广机构或媒体平台如何能够把孩子喜欢或需要的作品介绍给他们,是其需要认真思考的重要内容。”《中华读书报》总编辑助理舒晋瑜根据自己与女儿在阅读书目上的“角力”,提出了儿童文学在推广中面临的矛盾。“各种评奖活动都在为推荐最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努力,但这种评选始终是成人本位的评选。我希望有一场儿童自己评选的文学奖项,在此基础上再由专家把关,或许有可能了解、发现并助力推广真正受孩子认同的儿童文学。”舒晋瑜建议。
“我国现阶段存在着庞大的儿童读者群体,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估计还有持续上升的态势。现在是童书出版的最好时代,也是童书创作的最好时代,我们有责任和义务为孩子们写好书、出好书,才能无愧于自己的良心,无愧于这个时代。”天天出版社儿童文学中心主任张菱儿表示。(记者 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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